临泽出土《田产争讼爰书》释读及相关问题

2010年,甘肃张掖临泽出土的《田产争讼爰书》简册,记录了西晋晚期张掖郡临泽县地方政府对一起争讼田产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对研究西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众社会生活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对简册进行初步释读的基础上,对西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众的法律意识、宗族与基层社会控制、饮食结构、兄弟分异与小家庭生产、"坞"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于魏晋参录尚书事制度的两个问题

魏晋南朝时期,出现了二人或超过二人参录尚书事的制度。参录尚书事的人,彼此之间并无分工,而是对尚书事务共同负责。多人参录制,较之一人单录制,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凝聚更多的智慧,加强尚书事务的处理能力;二是能够形成尚书省长官之间的权力制衡,避免专权独断的局面。正是参录制度的两个制度优势,加上皇权有时式微的机缘因素,使得魏晋比十六国和南朝都更加盛行参录尚书事现象。     

论汉画像石中“祭案”与“庖厨”的意义

<正>在汉代画像石墓葬中,祠堂与墓室均发现饮食的画像,分别为祠堂和墓室的"祭案"、"庖厨"图。从丧俗研究出发,祠堂是祠祭死者的重要场所,墓室是墓主灵魂的安乐处;人们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不灭,还会在另一世界继续生活,其饮食起居一如阳世,而墓葬就是死者灵魂的住所;汉人则通过祠祭与墓葬希望死者之魂尽快归来,无妄行,在自己的墓室——"幸福家园"中安心生活。本文试从墓上到墓下的转变,意在揭示汉人对生死的理解和早期道教《太平经》对这一时期观念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治的新陈代谢

十六国政治是在魏晋以来政治发展基础上,过渡到重新统一北方的北魏前,北方政治经历的一次新陈代谢。十六国政权在政治制度上整体延续了魏晋官制的时代特色,恢复魏晋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内容的选举制度,推行以"儒家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为强调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五胡政权对占人口大多数且文化先进的汉族及所谓"杂胡"采用"胡汉分治"政策。十六国政治留给其历史继任者一个历史难题:如何在入主中原统治人口远远超过统治民族自身的汉族和"杂胡"时,在接受中原汉族政治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仍然能够使统治民族自身得到政治合法性。这不仅是留给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北魏的历史难题,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数。     

朝鲜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记再探讨

朝鲜德兴里幽州刺史壁画墓是研究中古东北亚民族关系和政治形势的重要资料,墓壁上记载墓主仕途履历与属僚拜谒场景的墨书题记蕴含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结合魏晋职官典制和相关史实,足可一探究竟。墓主镇或许出自长乐信都首望冯氏家族,最可能于公元396至407年间相继担任辽东太守和幽州刺史,履职跨越后燕和北燕两朝。他在辽东太守任上曾以个人名义接受高句丽小大兄封号,意在协作共管郡中事务。高句丽势力一度抵达辽东,却远未能覆盖幽州全境,故他晋升刺史后主动解除该职。墓主因在魏燕战争中重挫对手,慑于外交压迫无奈徙居异邦,成为政治流亡者。其颠沛流离的一生是十六国动荡纷争的必然结果和真实写照。     

古小说中的发墓复生叙事研究

古小说中有一些"因发墓而致死者复生"的叙事。按照发墓缘由可将其分为三类:恶意盗墓复生型、因情发墓复生型及其它发墓复生型。这些作品中,"发墓"作为死者复生的外在条件,不仅起到续接故事情节、凸显人物形象、拓展题材领域等功能,还具有增加小说神秘感和奇异感的美学意义。复生的内在条件一般是出于"命未合死"的宿命论。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刘勰"事类"概念之区畛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事类"进行全面而深入阐述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他厘清了传统"事类"概念的内涵,首次明确指出事类是作者在自己言辞之外,以多种方式方法引入的、可验证的、异质性的东西.它主要有"引乎成辞"和"举乎人事"两方面内容,是作者用以"明理"和"徵义"的重要手段.     

天界与冥界:汉魏晋南北朝死后世界的想象及图像

战国楚墓帛画人物形象兼具巫觋与墓主双重角色,是汉代关于死后世界想象和图像出现的先导。汉墓帛画描绘天象与天府(太一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墓壁画、画像石描绘天象与仙界(西王母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代冥官系统复杂,但缺少冥界图像。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照墙与墓室覆斗顶四坡描绘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宰的天界图像,天象图像较少出现。南北朝时期,孝子高士与渐趋科学的天象认识组成的天界想象出现。对天界的无限向往与对冥界的极端回避是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想象的基本原则。     

“河西”含义在汉魏六朝的变迁

"河西"一词在司马迁的时代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洛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一小块地区,一是指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到了东汉,河西仅仅指今河西走廊一带,三国、魏晋、南朝一直延续这一用法.但是在南北对峙时的北方,情况稍有不同,河西除了指今天河西走廊地区外,最普遍的含义是指东起今山西吕梁山,西到今甘肃、宁夏两省间的那一段黄河之间的一大片区域.     

从镇墓文化透视汉代民间灵魂信仰

汉代社会动荡,战争不断,道教和佛教迎合了民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尤其是对死后灵魂世界侵入极大的关注,显示出民俗巨大的渗透力和张力。镇墓习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民俗文化事项,在古代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以出土的汉代镇墓实物为主要依据,结合历史文献互相印证和探究古代民众对死后灵魂世界的构建,可以展现当时独特的行为模式和思维观念,为研究古代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提供参考。     

挽歌在魏晋时期的演变

挽歌通常是作为死者送葬的歌曲使用,表达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之情.但挽歌体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东汉时,出现"以挽歌为乐"的现象,尤其是到魏晋六朝时期怪异而复杂现象越来越多.魏晋时期正处于起承转合的重要阶段,出现新的衍变,这与玄学、佛学的兴盛、魏晋文人风尚等有着莫大的关系.     

告地书中“关内侯寡”“五大夫”身份论考

从目前已公布的简牍材料看,告地书主要出现在西汉前期,流行于原楚国故地,现湖北荆州和随州一带。其性质属于冥世移户文书,即将死者的户籍由地上移徙地下。文书由料理丧事的巫者所写,目的是为死者在地下世界谋求可以免赋役的美好生活。告地书将男性墓主书写为"五大夫",女性墓主书为"关内侯寡"或"五大夫母",这只是荆州当地巫者方术师承规则的反映,而与墓主现实生活状况无关,不是墓主的真实身份。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司法制度及建树

为了使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法制中的司法制度得到进一步的解读和认知,运用例证、比较分析和理论归纳的方法,对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究,认为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基本是仿效汉魏晋以来的中原汉制建立自己的司法制度,但在一些方面也不乏创新和建树,从而对中国历史上司法制度的发展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唐三彩镇墓俑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斗艳,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厚葬之风盛行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一个侧面反映,唐三彩镇墓俑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艺品,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十二属神俑等.本文从"俑"谈起,对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镇墓俑做了一定的比较,以现已发掘出土的盛唐时期的典型镇墓俑作为研究对象,对镇墓俑的分类、形制、用途以及所代表的意义做了一定的探讨,如此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镇墓俑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从而为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提供必要的线索.     

西安地区东汉时期墓内祭祀现象研究

两汉时儒家“孝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思想的影响下，不仅流行墓上祠堂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葬俗，当墓主下葬后，在象征着“地下祠堂”的前室为墓主举行祭奠仪式，墓室封闭后，墓内的祭器与祭食就象征了对墓主灵魂永恒的供奉。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的墓内祭祀遗存较多，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体现出汉文化的多元统一性。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浅析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畜牧图》

畜牧业一直是河西地区主要的经济形式之一。1972年挖掘出土的嘉峪关壁画墓大量的记录了魏晋时期此地畜牧业的饲养、培育、宰杀等内容。本文通过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部分《畜牧图》进行描绘,并试分析魏晋时期畜牧业在河西地区的状况与作用。     

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制度

十六国时期,尽管政权更迭频仍,有些政权仍厉行户籍制度。十六国时期,主要有4种民户:部落民、坞堡民、州郡民、镇户与营户。部落民统属于部落酋长,坞堡民统属于坞主。迟至西凉时期,坞堡民才被纳入户籍登录的范围。镇户、营户隶属于军籍,无户籍。州郡民是国家直接统治的民户,户籍登录的主要对象是州郡民。     

方以智对生死的诠释向度

生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生死关切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之主题。方以智在反思与批判基础上会通三教之生死旨趣,提出了"生死之技"与"生死之道"之分野,并从"心通生死"、"生死不二"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向度对"生死之道"进行了深度诠释。方氏关于生死的关切与诠释进一步拓展了传统生死观的内涵,形成了其特色独具的生死智慧。它不仅对其自身的生命路向的选择影响巨大,而且对当下处于浮躁世风之民众超脱生命困境、考量生死之意义亦极具价值。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杨朱篇》生死观之探讨

作为魏晋时期的作品,《列子·杨朱篇》对于生死问题的见解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看法,而拥有独属于魏晋时代的精神特质。通过对生死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该篇作者认为死亡具有必然性、虚无性与随机性等特点,所以人生在世,就应该在遵循"逸身"与"乐生"的前提下,恣情纵欲,放意所为,集中于当下的现实享受追求之上。在关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基础上,该篇作者否定了伪名、虚名的价值与意义,指出伪名对生命之实的损害,批评那种汲汲于名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