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执政党依法执政思想研究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依法执政的思想 ,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治党和执政方略的法治选择。依法执政所依之法应当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只有依法执政才能解决“以党代法”等问题 ,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邓小平关于执政党依法执政思想的核心内容是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它强调必须加强党内的民主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和党的法治建设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加强法制建设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加强法制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依法从严惩治违法犯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     

石河子大学举办第十二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研究法治兵团建设

<正>为深入研究兵团在法治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探讨依法治国、"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如何提升兵团法治水平,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石河子大学、第八师石河子市法学会和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了以"法治兵团建设研究"为主题的第十二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石河子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陈旭东致辞。他表示,十二年来,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已成长为石河子大学法学教育与研究的一个成熟品牌,同时也成为新疆及兵团法学界与内地法学界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本届论坛还在司法实务部门设置了分论坛,希望与内地的法学专家们共论法治,为推动兵团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兼论在法治国家中民族法制的地位与特质

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资产阶级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是在资产阶级宪法基础上构建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的国家形式。法治是民主宪政的内在要求 ,它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生成和法律素质的培养 ,而且是对法的内在价值的追求及其生成的理念。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应当有完备的法律和法律体系 ;必须建立起相对平衡与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及其监督体系 ;应当是一个坚持依法执政、廉洁、高效、民主、法治的国家形式 ;应当是一个严格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力并相互制约的法治国家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司法改革 ,实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宪政视角下的民族法制 ,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与特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法治是成熟定型的制度形式,法治的规范性、民主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使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突出地位和作用。中国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必须着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依法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法治城市建设应当以其精神为指引,全面、系统、整体推进,紧紧抓住“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一重要战略机遇,不断健全管用好用法律规范体系;改进法治城市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积极扩大法治城市建设进程中公民的有序参与,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城市特点的法治建设路子。     

依法问责:法治政府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行政问责制的依法问责,对于夯实国家法治基础、规范问责、实现问责实践法治升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厘清依法问责的法理依据,分析依法问责的时代意义,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依法问责,必须通过问责的法治文化、法治理念、制度体系、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途径探析

当前,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实现党的依法执政:一是树立“法治”治党理念,增强依法执政意识;二是明确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评价标准,提高依法执政能力;三是建立制度治党机制,为实现依法执政提供制度保障;四是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五是通过依法执政,达到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完善结合。     

对我国社区法治建设的思考

社区法治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我国社区法治建设已经开始并初见成效。然而有关社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尚未解决,社区法治建设应明确社区和社区组织的定位,理顺社区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关系,实现社区依法自治,建全社区法律制度体系。     

群众路线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批判和吸收近代人民主权理论,凝炼和升华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过程,对于正确处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防止现代政治的两个极端,促进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将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的独特贡献。     

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之我见

科研评价体制不合理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刑罚不可能触动或消除这一原因。刑罚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在防治科研不端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用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只有在道德及民事、行政的法律手段不足以抑制时,才能动用刑罚的方法对其进行惩处。而且,应该用理性的刑罚观对待科研不端行为,警惕“泛刑法主义”或“泛刑罚主义”。     

分析实证法学的法律发现观及启示

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分析实证法学将实在法作为研究对象,建构了兼顾科学性与逻辑自足性的法律体系。这为法官从体系性的法律中发现裁判规范预设了前提。在思维模式上,该学派融决断论与规范论思维于一体。在具体司法方案的采用上,分析实证法学虽然向“创造法律”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但是一直秉承着“发现法律”的司法策略。这对于时下的我们而言,一则要恪守规则至上的司法理念,二则要贯彻发现法律的司法方法。     

从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展望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在我国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民事公诉已经"崭露头角",而行政公诉则"前途未卜"。然而,环境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折射出民事公诉在督促行政执法进而维护公益方面难有作为。监督行政是我国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行政公诉更能促进行政执法以维护公益、更契合我国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检察机关性质,行政公诉应该大有作为。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艺术终结”的反思与“艺术自律终结”的敞亮

艺术终结作为对艺术和艺术史历时进程的焦虑与反思,是由古典向现代时期的过渡中以决裂的方式实现艺术由神权和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他律”转化为自我指涉的“自律”,并最终指向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体的张扬,这也是艺术终结最为显性的特质。但是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又使得艺术自律自身不断分化,最终在大众文化和市民主体的交往原则中实现后现代艺术的另类解放。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个体性价值不断扩张,在与国家权力的拮抗中步步为营,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狂欢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与国家权力的文化对抗也最终消失,普世性的文化需求使得艺术自律也失去了对抗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艺术自律本身无论是从“逃亡者美学”或者“造反者美学”都出现了内在无法克服的悖论,现代艺术的精英化面貌也无法割舍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和体制化的牵引,而以其自身的分裂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艺术自律的终结,而此种终结却也带来了艺术发展的敞亮空间和多元主义与自由。     

试析兵团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兵团新型工业化健康快速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该文根据2005—2011年间兵团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际数据,分析了影响兵团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投入和专业化水平呈现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研发投入对兵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该文提出应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重视科技研发活动和企业改革创新,提高工业化发展水平,才能进一步促进兵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古代佛教法的证成

原始佛教法是由佛陀所制定并且为世俗法所承认的,原始佛教规范具备法律要素,既有内部立法权,也得到了世俗统治者的承认,是“未完备世界”的法律,而中国佛教法的效力渊源来自于两部分,一是佛教内部立法权的确立,此为佛教法立法权的继承,主要是“适宜”规则的运用。二是世俗政权的承认。     

韩国海洋发展战略研究

韩国比其他海洋强国较早建立了国家海洋政策。根据《海洋水产发展基本法》,韩国已经制定了《海洋水产发展计划》。该计划作为韩国首个与海洋相关的综合发展计划,起到了与国土计划一同作为韩国领土空间发展计划的两大支柱的作用,并且通过对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来强化各个部门的政策执行力。海洋总部门,包括海洋科技技术、海洋能源资源、海洋环境和海岸带管理、海洋文化和旅游、水产振兴和海运、港口建设、海洋外交和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试论独立教唆罪的设立

教唆行为的错综复杂,无疑将教唆犯问题变成了刑法理论界极具争议的话题。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种立法例存在明显欠妥之处,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唆犯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当中,无疑会致使学界在研究教唆犯问题时分不清两者的界限。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区分开来。由于目前教唆犯问题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矛盾,应将非共犯教唆犯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一章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教唆罪,置于分则当中。     

教师专业发展视角：通识教育在师范生自我职业生涯发展中的效能研究

通识教育以其“广而博”的课程内容支持和帮助师范生有效开发未来职业生涯发展能力,对师范生加强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明确职业定位、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视角,探讨通识教育在师范生自我职业生涯发展中效能：一是通识教育能培养学生职业理解力,促进师范生明确自我职业生涯的专业化发展方向;二是通识教育能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和思辨能力,促进“反思型实践者”范式的教师专业发展;三是通识教育能培养学生专业情感,有效促进教师专业伦理发展;四是通识教育加强教育改革意识养成,有效培养实施新课程理念的“新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