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人捐资助学的社会动机探析

明清时期,商人捐资助学的现象非常普遍.明清商人捐资助学的动机可归纳为六种心态:攀援士人阶层以谋求政治靠山;转换经济资本以规避商业风险;追求社会认同以扩大家族影响;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满足经营需要;从众心理与被迫资助;自我实现需要与"尊学"心态.     

日本庄园制社会经济结构研究

庄园制作为日本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经济体系,从8世纪中后期至16世纪末,一共存在了近8个世纪,它规定了日本中世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形态,是了解日本前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把钥匙。本文选取日本庄园典型时代（12、13世纪）的典型例证,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对日本庄园制下的土地所有、阶级和阶层关系进行详细的考察,较完整地勾画出日本庄园制社会经济结构的全貌,并力图找出与西欧中世庄园制和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异同。     

明中后期士商社会交往评析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对商人和商业观念的改变,士人与商人这两个素少交往的阶层逐渐加强往来,并成为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王学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认识,但是居于传统社会核心地位的士人和商人的实际社会交往活动却并非对等.明代士商交往,表明了士人世俗化倾向的加强.     

“边缘商人”的特点及其作用──析西欧庄园制下的商业生存方式

一般认为西欧中世纪庄园时代是一个无商业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放开眼光来看,在浓重的抑商氛围中却活跃着一批边缘商人,以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为代表。这些商人的存在同他们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这些商人有着共同的特点,或是地处几大文明的交界处,或是在社会中处于夹缝地位,因而使得他们不陷入任何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笼罩之下,从而走上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道路。他们的存在既满足了封闭的庄园对部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同时又把西欧同阿拉伯、拜占廷等商业发达地区联系起来,为日后西欧的商业复兴奠定了基础。     

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珅为中心

乾隆朝是清代的鼎盛时期，也是社会风气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特别是官宦、士人阶层风气变化尤大。表现为（一）穷奢极欲的奢靡之风彻底形成；（二）官宦、士人“幸喜南风”，“狎优蓄童”之习成为时髦；（三）一改往日的清高，重财、重利， 向商人靠拢，想方设法捞取钱财，甚至有的人也经营起工商业来。这一切既体现了清代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生产力提高，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 展，从而冲击了“重农抑商”观念，预示着社会将要发生重大变革。和珅可以说是当时仕宦阶层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论日本庄园制社会的解体及其历史地位

庄园制社会作为日本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存续了近八个世纪,对日本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庄园制社会就不可能了解日本的近现代社会.本文重点分析了日本庄园制社会解体的原因和庄园制社会的历史地位,并通过与欧洲封建制社会解体过程的比较探讨了庄园制社会解体后日本的历史走向,力图从庄园制社会的历史变迁中找寻日本历史发展的特征,为解读日本近现代历史文化提供镜鉴.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汉代庄园经营方式新探

是采取集中还是分散经营的方式,这是研究汉代封建庄园经营方式需要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史载匮乏,学术界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同志认为是劳役制和奴隶制结合下的集中经营方式;另一些同志认为是租佃制下的分散经营方式。笔者认为,是一种以租佃制为主、劳役制和奴隶制残余为辅的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它是汉代社会经济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     

价值观念的异动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二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日益扩大 ,这既导致了社会道德思想体系内的局部调整 ,也促进了文学价值观的新变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小说打破中国古代文学塑造商人形象的传统模式 ,不但将商人阶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之一 ,而且对其进行了总体性肯定 ,体现出历史的进步     

先秦至隋唐河洛商人研究

先秦至隋唐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首善地区之一,其商品经济颇具特色。而这一切则 完全得益于商业领域最活跃的因素──商人,是商人在封建时代特殊的抑商环境下,发展了该地区的商 业,繁荣了市场。先秦是河洛地区商人阶层形成和壮大的历史阶段,商人群体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日渐活 跃,经营的地域和商品种类不断扩大。汉唐时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开始插足政治领域,而官员则 从事经商买卖,形成官商合一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减少了国家税收,干扰了国家政策的顺利贯彻执 行,加速了封建政权的腐朽化,使封建的商业经济沿着畸形化的道路发展。     

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

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表现为尊商意识的确立、清政府工商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显著提高等。天津商人的构成决定天津商人合群意识弱、市民意识浓、近代意识不足等特点的形成。针对这些,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集中在联络商情、剔除内弊、开启商智等方面。     

近代南浔绅商的伦理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近代南浔绅商在承袭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在构成要素以及内涵意蕴上的近代化趋向,形成了自身的伦理精神特质,构成了近代浙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秉持创家立业、济世利民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主题,还是恪守仁和、诚信、道义、勤俭、中庸等系列伦理准则,南浔绅商的伦理精神为传统儒商文化和近代浙商精神注入了新活力。扬弃其伦理精神内核并加以继承和发展,对于促进当代商人精神世界的筑造、维系现实商业世界的运转具有不可或缺的时代价值。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近代旅沪定海商人论略

＂定海商人＂是宁波商人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此前从未有人将宁波所属几邑的商人分门别类地考察研究,但是由于自然、人文的原因,＂定海商人＂确乎自成一体,别具特色。上海是宁波商帮,也是＂定海商人＂活动的重镇,因此本文从发展历程、经营范围、人文特性等几个方面,探讨近代旅沪定海商人与宁波商帮的各种从属关系,阐述定海商人在近代上海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业绩和作用,同时指出因其＂归属＂问题,有被日趋＂边缘化＂之势,因此亟须加强对这一群体的研究。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明清晋商商业教育研究述略

明清时期晋商鼎盛长达5个多世纪与晋商重视商业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晋商在经商之余,除重视对子弟商业伦理道德的培养外,还注重对子弟商业知识、技能等各方面素质的培养,从而为他们很快进入这一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现象加以总结和研究,以期为现代商业提供借鉴.     

近代儒商的一面旗帜——试论近代苏商思想与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江苏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地，这中间，近代苏商群体及其领军人物则起了极其重要的旗帜作用。近代苏商亦商亦儒，人物众多、群星灿烂，且各具所长，影响深远。他们率先投资近代企业，敢为人先，具有示范效应，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们参政议政，争权保商，是学习和实践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他们爱国报国，努力反哺社会，大大提升了近代苏商的境界；他们提倡重视合作，彼此参股，形成了近代苏商的团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铸造了近代苏商之魂。近代苏商的思想与实践无愧为近代儒商的一面旗帜。     

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

“三言”“二拍”两部古代白话小说集都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揭示明中叶以后商人的经商意识及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     

论我国商人立法

当代中国的商人立法应选择制定《商事通则》,规范基本商事法律关系的立法模式。传统商法及其理论对我国商人立法的借鉴存在局限性,难以解决商人在市场经济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国的商人立法应以商事权利能力和经营能力为核心要素构造商人概念。我国目前法律中的商人范围亦存在诸多缺陷。实现商人的独立性,保证商人体系的开放性与商人的平等性,乃我国商人立法任务之所在。     

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清代以来内地商人陆续入疆行商,陕西商帮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新疆各地从事商品经营,建设会馆,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将内地的传统文化植入新疆,加强了边疆与内陆文化的融合,有力推动了陕、甘、青、宁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混合的多元化文化特色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