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东原儒释道观刍议

在程朱理学仍占统治地位的清代中叶,戴震（字东原）站在“新理学”的立场上。分析并揭露了宋儒与佛教,道家道教的思想渊源关系,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唯心主义本质,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反理学的进步斗争。     

当代"法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几个向度

在当代的"法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中,除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外,新马克思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后现代法学、经济分析法学、现代法律诠释学同样参与其中.不同的研究向度决定了"法与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而这些研究向度之间又存在着沟通、对话及相互影响.     

一本与二本:也论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一本论与二本论之争是戴震对程朱理学之批判的思想实质。戴震所谓"理"实则是流行不已的"气",这与程朱所谓"理"已经截然不同。虽然文章篇幅所限没有分析程朱理学可能存在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戴震用以反对程朱的"气"一本论所将会导致的命定论,事实上无法应对他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再辨析

作为学术思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为了说明贞节的普遍意义,并非片面强调寡妇应当为丈夫守节;作为正统意识形态,这一观念经过官方的宣传向整个社会灌输,扭曲为单纯的男权专制的工具;民间社会对这一观念的理解既受政治宣传与旌表制度的影响,又与官方的政治意图有所疏离.同一观念在学术思想、正统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观念中的表现有所不同,这为我们重新审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试论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理学复兴之势——围绕“汉宋之争”进行的考察

嘉道之际,随着汉学、宋学对峙的公开化,"汉宋之争"随之达到高潮。而尊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在此时的学术论辩中,鞭挞汉学弊病,力辩程朱正统,拓展宋学生存空间;批驳汉家"义理"观,捍卫程朱义理;兼采汉宋,阐扬理学经世思想,利用这场"汉宋之争"扭转了学术格局,促使宋学势压汉学,呈现复兴之势。可以说,宗崇程朱的桐城派是嘉道年间学术争辩中的主力军,其通过"汉宋之争"为理学走向复兴奠定了学术和社会基础。     

“己之意见”与“心之同然”——论戴震的“意见”、“理义”说及其意义

自宋至清,程朱理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与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相适应,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在中国的兴起.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和盛行,反理学的思想也从未间隙,先是出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及李贽的异端思想,后是黄宗羲斥理学为“道学之乡愿”,顾炎武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颜李学派主张功利主义,认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与以上反理学思想相比,戴震刚从认识论角度对理学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剖和批判.从哲学发展的成果看,戴震的批判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续完)

四、高拱对程未“理先气后”说及“性即理”说的批判 高拱在认识论上,既然肯定了感觉或经验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必然要批判程朱的“理先气后”说。 宋明理学家所谓“理气”或“道器”关系问题,就是近代哲学上所谓“思维与存在”或“规律与事物”的关系问题。程朱所谓“理先气后”,就是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或规律在事物之先、之外、之上的意思;而这样解答哲学根本问题,正是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帜,也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与之论争最激烈的问题。例如:朱熹在《语类》卷一和弟子答问中有云:     

晚清理学"义理经济"思想探析

清嘉道以降,部分理学士人打出"义理经济"合一的旗帜,试图为程朱理学及封建制度寻找出路.经过曾国藩等人的阐述,"义理经济"合一思想风行一时,颇具影响.晚清理学士人标榜"义理经济"合一,既保留了程朱理学重道统、崇道德的儒学正宗立场,又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兼备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学问和才干,形成知权达变、求实务实、注重事功等思想特点,体现了传统儒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的一种自我调整.     

戴震反理学的汉学环境

<正>（1723—1777）是清代著名经学大师,是所谓“皖派”首领;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反理学思想家,以其对程朱理学“后儒以理杀人”的尖锐抨击而饮誉于思想史。梁     

薛季宣学术思想及其事功特质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发展历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继承原有的永嘉程学一脉的基础上,注入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内容,他怀疑程朱理学自居正统的“道统之序”说,坚持道器不相分离,主张以经制言事功,经史并重.薛季宣学术思想为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指明了与程学分道扬镳的方向,并且对朱熹、陈亮、吕祖谦等人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