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理查三世》的叙事策略——戏仿与隐喻:林兆华的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

林兆华的《理查三世》既阐释出原作的深刻内涵,又在戏仿与隐喻中获得了部分观众的理解与认同,通过对莎剧这样的经典的演绎,林兆华力图探索莎剧所具有的巨大艺术张力和人性魅力,以及莎剧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当下性,其中既通过舞台叙述话语与当下观众理解的戏仿呈现了莎剧的魅力,又通过隐喻引发了观众对所谓的人性与权力的再思考。《理查三世》被推上中国舞台,显示出中国导演对莎士比亚剧舞台呈现方式的不懈探索。     

颠覆与抑制:《李尔王》中的权力话语

新历史主义较多关注权力的争斗,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颠覆"和"抑制"两种力量在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交织作用。"颠覆"在莎剧中起到使人们蔑视权威、质疑权力的本质作用,而"抑制"在作品中起到的社会功能是附带的、次要的。同时指出"颠覆"和"抑制"有其成熟的一方面,也有其不完善的地方。     

论人性的异化与救赎

本文从社会异化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一部美国当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加以介绍分析,揭示了权力异化与人性异化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从而探究影片的人性异化的原因,揭示出更深刻的悲剧主旨和现实意义。     

天堂与地狱间的挣扎——《牛虻》与《荆棘鸟》中教士形象比较

通过分析《牛虻》中蒙太尼里与《荆棘鸟》中拉尔夫的人生 ,探讨宗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的最终复苏。认为宗教反动的共性通过人物形象悲剧的个性充分展示出来 ,使得这类人物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人性的复归之路——读《变形记》和《我是谁?》

分析了《变形记》的主人公因为不堪忍受生存的压力而变成了大甲虫,这是虫形人心的格里戈尔对非人社会的反抗和对人性的回归;宗璞的《我是谁?》讲述了主人公在幻觉中异化为虫的悲剧。指出两篇小说虽在主题的属性和异化程度上有些差异,但都反映了人性的可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报告现实社会生活的种种病相——贾平凹小说《病相报告》的艺术文化学解构之一

《病相报告》报告什么 ?本文从艺术文化学的视角出发 ,分析研究指出 :这部小说报告了 2 0世纪影响中国人命运的各种“社会文化病”相 ,并从“革命时期的悲剧爱情”、“权力支配的人性欲望”、“道德无奈的生命堕落”等三个方面 ,对那种源于一种深刻的“社会政治病”、作用于人生主体生活的“爱情生活病”、表现为一种凄美残酷的“人性异化病”的奇特“社会文化病”症 ,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分析考察 ,继而对那种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社会政治病” ,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文化批判     

中国语境: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阐释策略

透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中国阐释”的不同侧面,以此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的传播特点及批评者不同的阐释策略及主要倾向。认为在莎学研究中,中国批评者已经从最初的介绍,政治层面的解读发展为从人性、爱情与中国戏曲主题和艺术特点进行比较的多元化解读。     

《十日谈》的悲剧精神及其文化渊源

悲剧及悲剧精神发端于古希腊,在欧洲中世纪又与希伯来的犹太教、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相结合,发现薄伽丘的代表作品《十日谈》体现了悲剧精神的特征以及两希文化的影响。通过对《十日谈》作品的分析,认为薄伽丘对古希腊罗马人本主义及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继承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强烈的时代感,古希腊悲剧演出的是神话题材,但反映的却是当时雅典社会生活的图景,而《十日谈》也正是通过一个个悲剧故事来展示当时欧洲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及人们之间的情感冲突;二是对道德行为的深切关注,都主张将德性作为区分人类的标准。另外,希伯来文化中的悲剧精神、罪感文化通过基督教文化也影响了薄伽丘的创作,《十日谈》中塑造的一系列女主人公面对外在的矛盾往往以死明志,正是一种希伯来——基督教式的悲剧反抗。     

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中的食物隐喻

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延续了作家一贯以来对食物书写的深刻关注,通过刻画未来社会里食物丰腴与匮乏的不同场景,凸显了食物营造政治力场这一创作主旨。具体而言,小说将进食、喂食、同类相食等行为转化为文学隐喻,着力描述了食物与个人身体、家庭权力和社会生态之间的深层关联,食物不仅是权力阶层规训民众身体的媒介,还隐秘地参与到家庭和社会权力场的斗争中,折射出人性的欲望和西方文化如弱肉强食、过度消费与进食等内在痼疾,从而揭示了饮食与身体、象征性的进食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     

无意识中的真实世界探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与《狂人日记》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乔伊斯和鲁迅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狂人日记》中,分别运用意识流手法对人性进行了独到的剖析,并打破文学、历史、政治、伦理学的边界发现美学和政治权力的空缺,对大叙事历史进行了大胆颠覆,展现了主人公无意识领域所探寻的历史语境,从对人类精神生活关怀的角度展望了美好未来。     

实践智慧与政治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政治与明智

虽然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尼各马可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尼各马可伦理学》区分了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明智与政治密切相关,二者都指向人对具体事务的实践。明智因其诸多特点,搭建起了从道德德性上升到理智德性的桥梁,同时也蕴含着从政治生活上升到沉思生活的可能性。对明智和政治的解读和定位,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悲悼》三部曲的圣经原型解读

《悲悼》三部曲是奥尼尔对希腊悲剧的重新思考和创新,他将希腊悲剧移植到现代社会,将圣经原型意象和圣经原型主题引入剧中。作者对于人性、命运形态的深切洞察,真实再现了现代人的痛苦与挣扎,并对人类在追求超越人性弱点、直面自己犯下罪孽的历程中不屈前行的品格的由衷讴歌,这也正是《悲悼》三部曲长盛不衰的秘诀,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值得我们不断挖掘和解读。     

张爱玲《传奇》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的代表作《传奇》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它对生命价值的观照和对人性的探究上，也渗透在作品的艺术氛围中；《传奇》悲剧意识的产生，既与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美学追求密切相关，又是特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     

魏源《默觚·治篇》政治哲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默觚·学篇》体现了魏源有关天人之辨的哲学思考。《默觚·治篇》中魏源则反思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形成了诸多合理的政治哲学观点。包括德义结合的儒家治国论,以变易史观为依据的改革之道,德才兼备、人尽其用的人才论。这些政治哲学见解引导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对我国当代的社会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榆树下的欲望》论域中的悲情透视与路径演绎

尤金奥尼尔一生致力于现代心理悲剧的创作,其以写实手法展现了美国20世纪人性灵魂扭曲的可悲心态和可忧状况。本文对《榆树下的欲望》的思想救赎和灵魂博弈的描写进路进行了分析,利用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融合来彰显该作品的悲剧色彩。在黑色的物质占有欲和不可压抑的性欲空间中折射作者对西方文学的独到见解。     

《雷雨》悲剧观思辨

本文对传统的《雷雨》悲剧观提出质疑,否定用古希腊悲剧模式诠释现代悲剧的学术论点,认为现代悲剧中的命运不再是主宰人性的宗教,而是人生存过程的一段逆境。现代悲剧因悲剧人物的塑造成功而获得巨大的批判力量。它主要表现为人在抗击厄运中维护人性的尊严,在摧毁旧价值观的行动中显示生命的活力。现代悲剧呼唤了开辟新纪元的时代精神。     

论莎士比亚剧本场景设置艺术——以《麦克白》为例

莎士比亚的剧作还原人性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真实地再现了英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莎士比亚善于运用场景的编排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如主人公隐遁的场景、剧场简易的布置等,使得莎剧场景蕴含了独特的艺术美感。本论文试图选取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来阐释其剧本自然、美妙的场景艺术。     

论《边城》与《长河》

本文论述《边城》的创作心理动因是作者出于“不巧”的个人痛苦经验 ,并论述它是“善”的悲剧及其悲剧生成的特殊原因。老船夫和翠翠是体现作者人性创作思想的成功的艺术形象。《边城》风格是浪漫主义的“诗”与“牧歌”的风格。《长河》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 ,在思想上是对《边城》的审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