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

强调"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之间的平衡并举是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之道的重要思想内涵。伊斯兰哲学强调"经典"与"理性"两者各有所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穆斯林既要遵循"经典"的引导,遵行经典教义,也要发挥"理性"的作用,思考万物奥妙,探索宇宙真理,恪守中道,不偏不倚。历史昭示,秉持"经典"与"理性"的平衡历来是伊斯兰哲学的主流思想,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功之道,而偏离这一中正和谐之道,就会导致各种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的滋生。深入理解伊斯兰宗教哲学中正和谐的思想内涵,平衡协调和正确把握"经典"与"理性"的关系,弘扬伊斯兰文明的中道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马图里迪学派教义学思想研究

马图里迪学派(El—Maturidiyyah)系伊斯兰教逊尼派传统教义学的两大支柱学派之一。在关于伊斯兰教义方面的激烈论战中,马图里迪学派矢志不渝地维护经典和理性的双重权威,成为逊尼派教义学的奠基者。马图里迪学派成功地应用了辩证法原则,既保证了经典明文的至高地位,又维护了理性的作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较为理性和宽容,被逊尼派学者称为"中正派"。马图里迪学派产生于中亚,而影响遍及伊斯兰世界。     

神圣空间、知识空间与人的理性存在——论不同宗教文化体系中信仰与知识的关系

本文立论在广义理性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儒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四种主要思想体系中人的理性存在的理论设定，论述了任何一种在实践层面得以证成的理论体系都必须要妥善置措人们内心基于求美、求善的神圣空间与基于求真的知识空间。     

试论张承志与石舒清书写之异同

通过比较张承志、石舒清两位回族作家对西海固伊斯兰文化及其民众的认知与书写，分析了两位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展示的伊斯兰文化、信仰、民众、审美观四个方面的异与同。张承志是以理性和激情经由艺术的途径来接近“圣”的空间，以审美的方式去践履他的神圣价值观；石舒清是在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一“圣”的空间之内生活和写作的，他的文学表达在意义上更接近于伊斯兰教的本质。     

马注“变通”的民族宗教观

在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中,面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衰微状况,“变通”成为译著家们的共同呼声,马注继承王岱舆的“权变”思想,强调因地、因时制宜,既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因素,同时也要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旨和基本精神.马注的民族宗教观是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过程中的理性抉择.     

政治伊斯兰视角下美国-伊朗关系的解读

美国一伊朗关系是当前世界最复杂的国际双边关系之一。无论从国际政治还是伊朗国内政治发展的视角来分析，霍梅尼主义天然地包含着强烈的反美主义倾向。同时，在美国看来，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导致西方社会的普遍“恐惧”，从而将伊斯兰视为“威胁”则使“文明的冲突”成为一个正在“自我实现的预言”，又强化了美伊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作为一种理性、倡导公正与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教绝不是导致美伊冲突的主导因素，更不会构成所谓“文明的冲突”。作为当前国际冲突的热点和难题，美国-伊朗关系在地缘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显示了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集体意识与集体行动的再生产 ———宁夏西海固回族集体行动的一种解释框架

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集体行动再生产的基础并非利益或理性,而是基于伊斯兰教的集体意识。文章从两个案例出发分析了伊斯兰教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族集体行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指出伊斯兰教伦理中的集体意识在宁夏西海固回族乡村民主化进程有着双重效应,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并对如何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利用地方性知识减少集体行动事件的发生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城市社会与伊斯兰文明关系探析

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城市为其孕育、发展提供了土壤。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扩布，在中东及其伊斯兰地区，形成新的“伊斯兰城市”。这些城市改变了阿拉伯部族的结构和传统生活方式。城市的特有环境，铸就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要素。伊斯兰教义、教法的形成，古兰学、圣训学的研究，阿拉伯语的传播，乃至教法学派的发展，都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在伊斯兰城市中，清真寺、浴池以及市场巴扎的建立，城市公共区域与私人区域的布局，居民的房屋构造风格，都是伊斯兰教文化影响所致。伊斯兰城市的发展，构成了世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一环。     

马复初哲学中的“全体大用”探析

马复初（德新）是明清时期“以儒诠经”的回族穆斯林经师之一,他不仅继承了王岱舆、马注、刘智的哲学传统,而且结合其游学天方伊斯兰世界获得的最新成果,把这场“回儒对话”推到了一个崭新高度。马复初哲学思想中的“全体大用”借用朱熹的概念,但与宋明理学认知宇宙本质的直观知识之认识有所不同,被赋予了伊斯兰教天堂和后世的理性。     

《简明伊斯兰史》出版

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马明良副研究员撰写的《简明伊斯兰史》，近日已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650多页，共47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世界伊斯兰史，起止年代为公元610年至公元1999年。本书一改过去同类书籍孤立地叙述伊斯兰史的写法，将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置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论述了伊斯兰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勾勒了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世界的新格局和伊斯兰文化的新走向。下编为中国伊斯兰史，研究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探索了回、维吾尔、撒拉、东乡等民…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动机与效应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历来倍受各界关注,而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年报“高送转”也闹得沸沸扬扬。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信号传递”效应日益凸显,而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有其复杂的动机与效应,因此,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深入分析,有利于创业板市场、投资者、监管层和上市公司本身更加理性和稳健。     

“大题材”、“第一手”、“高层次”——从《邓小平改变中国》看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写作

叶永烈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他的纪实文学写作坚持＂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原则,但对其内涵并未解释;评论界论述叶永烈的著作时也多次引用这一说法,对其具体含义也未界定。笔者认为这三个词精准的概括了叶永烈纪实性史传文学创作的特点,笔者还结合叶永烈的创作实际,对＂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序,即＂大题材＂——政治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次＂——文史结合的兼容性,并尝试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精心创作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为切入点,分析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的这三个特点以及叶永烈这三点的创作经验对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意义。     

新闻学是一门“间性”学科

新闻学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学科间性”和“文本间性”方面。学科间性研究是“大间性”问题,主要是学科外延;文本间性是“小间性”研究,强调文本内容、结构、思维的写作借鉴。另外,新闻学的实践理性也特别强调观念转变,比如从“起源学”向“发生学”转变等。     

基于参与式民主管理的“4＋2”工作法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是在反思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中复兴起来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主张通过公民的讨论、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4＋2＂工作法作为一种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方法,其基本手段就是通过扩大农民群众的参与,从而使其成为基层公共事务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因此说＂4＋2＂工作法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仍存在公民的有限理性等问题,所以对于＂4＋2＂工作法的借鉴和推广问题应谨慎进行。     

理性的透视：从“中庸”的视角

古希腊先哲对实践理性的探讨、近代欧洲先哲对工具理性与新实践理性的探讨、西哲对理性的探讨,启示现代世界：工具理性存在着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而以“中道”为标准的实践理性。能在道德层面弥补工具理性的不足,防止工具理性的无度泛滥。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的实行行为研究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要准确定罪，亟需考究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理论中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型。实行行为的实质与构成特征以及实行着手与终了是判断具体事实是否符合犯罪行为模型的重要标准。“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貌似复杂，实则简单：其“盗”“骗”手段交织这种特殊的事实仅符合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的行为模型，即其仅具有盗窃或者诈骗一个实行行为，所以，该类案件只能认定为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     

云南阿怒人建房“可汝调”研究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阿怒人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中,以房屋＂中柱＂为演绎场所的＂可汝＂歌舞,在阿怒人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拟通过对＂可汝＂歌舞体系中的建房＂可汝调＂的人类学分析,从被营造的场景中,层层剥离建房＂可汝调＂繁杂仪式表象下的民俗性外衣,从而探寻其深层蕴涵的神圣性本质。     

《吕氏家塾读诗记》宗毛倾向例说

吕祖谦说：“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因此，《吕氏家塾读诗记》绝大多数的解说与《诗序》意见一致。有个别地方对《郑笺》有所订正，实际上并不是反对《郑笺》，而是《郑笺》尚不完善之处，仍按照《诗序》、《毛传》的思路加以补足，使之更趋完善。     

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的前提性承诺

“新型农民”的可能性前提是农民能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培育“新型农民”首先必须激发和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才能使农民与市场和政府的平等对话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进而真正成为“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