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法性认识与我国犯罪故意的关系

违法性认识是否为故意的内容，在大陆法系国家犯罪理论和我国的刑法理论中都存在不同的论争。在介绍和评述我国关于违法性认识与故意关系的论争的基础上，从我国的犯罪理论的特征进行分析，违法性认识只能是故意的内容，从而说明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是和一国的犯罪理论密切相关的。     

对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理性思辨——兼与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余振华教授商榷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刑事违法性",这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论“违法性认识”的重新定位

"违法性认识"学说主要有四种观点,但这四种观点实际殊途同归,都是要求构成故意犯罪需要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认识,"违法性认识"作为一个构成犯罪故意的要素来说可以不必存在。因此,应该重新定位"违法性认识"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违法性认识"仅指"刑事违法性认识",欠缺"违法性认识"不再作为一个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情节,而是作为行政犯一个量刑从轻或减轻情节。     

刑法中违法性本质理论的法理展开

从对刑法规范根本属性的理解、刑法机能（目的或任务）的认识和主观违法性要素（主观的正当化要素）的选择以_及行为与结果的判断等四个方面进行初步探究，指出刑法中违法性本质理论的不同学说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的根源在于学者们不同的刑法哲学观和方法论，即不同学说分别建构于不同的法理基础。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开放性启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此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行为无价值是以结果无价值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的行为无价值二元论",这是由法制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论违法性认识的本质及其在责任概念构成中的地位——以《德国刑法典》第17条为视角

《德国刑法典》第17条的立法,以对有无违法性认识(不法意识)可能性的判断取代有无违法性认识的判断,被认为是在责任概念中抛弃了违法性认识。但第17条其实抛弃的只是那种认为违法性认识只有通过了解法条才能获得的错误理解。违法性认识是一个社会生活经验判断,与是否知法没有必然联系。法规范的内涵不能违反常识、常理、常情。在现代法治国家,法规范的精神即宪法精神。通过不法认识这一概念,第17条的违法性认识应该理解为社会危害性或反社会性认识,或者说违反宪法精神之认识。违法性认识在责任概念的构成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失去,反而重获新生。     

犯罪故意成立视野下的违法性认识

违法性认识问题历来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在犯罪故意成立的视野范围内探讨违法性认识,应该从概念界定、构造和价值等方面进行,得出违法性认识是对行为违反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的意识,即是行为形式违法性的认识,并且以直接、现实的认识为已足的结论,肯定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价值。     

刑事违法性功能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具有限制刑罚权发动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有利于罪刑法定和刑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我国刑事违法性依附于社会危害性而存在 ,不具有实体内容和独立品格。刑事违法性评价由于没有和社会危害性评价形成层次鲜明的递进式结构 ,造成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功能缺失。丰富我国的刑事违法性概念 ,构建双层次刑事违法性评价机制 ,是完善刑事违法性理论和实现其功能的当然选择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评析--"二元要件论"之提出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导源于对行为违法性本质的不同理解.违法性判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都是刑事违法性判断之必要条件,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合乎逻辑地成为行为违法性判断之唯一根据."二元要件论"应是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合理选择.     

论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认识

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认识不应仅局限于故意犯罪的场合来讨论.在把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认识分为实质的违法性认识与形式的违法性认识之后,违法性认识应被扩展到过失犯罪场合和刑罚论中予以讨论.实质的违法性认识即社会危害性认识也是过失犯罪的成立必须联系的一个因素.实质的违法性认识与形式的违法性认识通常互为表里.形式的违法性认识既影响罪之成立,又影响刑之轻重.     

试论刑法上的占有

文章研究刑法上占有的性质、意思、事实、标准与合法性等问题,并指出刑法与民法上占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观念上的占有,刑法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观念化趋势,而在于刑法与民法在责任价值上的差异,民法通过占有奠定起诉权基础,而刑法界定占有以保护财产秩序。刑法上占有标准的界定,应当引入其他法律制度中的优势证据标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为界定罪与非罪、此罪彼罪提供依据。     

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研究

间接正犯理论是一个备受争议且实践价值很大的理论范畴,即使是在刑法学较发达的大陆法系也存在着颇多的分歧。我国刑法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比较接近,因此,立足于间接正犯仅仅是实行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一认识,可以参考大陆法系刑法学中关于实行行为的学说。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应当采取“被利用者”说,并以被利用者所实施的“定型行为”为依托,来判断达到对法益的紧迫危险这一着手的时点。     

论我国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之塑造

所谓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是指刑法应有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作用的文化特性。它使刑法具有引导性、文化性、人文性和自主性等特征。从人本法律观出发,为了弘扬刑法的人文精神、实践刑事法治和彰显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必须塑造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在没有宗教赋予法律以神圣性,且过分强调宗教与法律分离的我国社会,只能依靠具体的法律实践来塑造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在刑事立法层面,在追求对先进制度移植的同时,应当力求对传统优良刑法文化进行吸纳,并应突出个人法益在刑法法益体系中的地位;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司法改革,确立司法权的独立地位和公开状态;在法制宣传层面,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应当有所推进。     

中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探讨

通过对沉默权的含义及历史发展、沉默权与口供、沉默权与刑法制约、中国法制文化传统的描述与剖析 ,揭示了沉默权制度在中国刑事法实务中受阻的各种原因 ,主张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 ,有条件的在中国部分地区确立沉默权制度     

论清朝对蒙古族立法的继承性

清朝对蒙古族立法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行政立法、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宗教立法等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探讨了正确认识该法律现象的意义。在法制改革中一定要重视法律传统的作用,并依此选择法制改革的模式。     

浅谈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反腐败体系改革

新时期推进反腐败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和贯彻刑事法治的底线思维,树立刑事法治原则,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改革,在反腐败中贯彻依法治国原则,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反腐败工作体系的长效机制。在反腐败体系中应确立刑事法治的三项改革举措:一是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二是建立包括不动产查询制度在内的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三是加强反腐败法治体系的资源整合。     

关于我国悬赏通缉的性质和规范的思考

悬赏通缉在侦破重特大案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悬赏通缉兼具侦查措施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双重性质,其中侦查行为属于公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因此,针对悬赏通缉在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应当从公法角度和私法角度共同对其进行规范。     

犯罪化理论根据的抉择与范围界限

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疑难问题层出不穷,执意追求刑法体系的"外在善"难免会使立法活动频繁。特别是中国1997年新刑法出台以来,在近20年时间通过了一部单行刑法以及9部刑法修正案对其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在刑事立法中贯彻"法益侵害"这一基本立法原则,对基于特定时期立法技术的不完善而形成的不合时宜的立法规定应及时予以非犯罪化,如此将有利于中国刑事立法技术的提升与刑法结构的完善。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思考

从理论与实践来看,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没有问题.然而,我国刑法立法从来没有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明文规范,只有处罚真正不作为犯的规范,这就产生了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可能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疑问.借鉴日本刑法相关规范,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以此为载体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纳入刑法规范,实现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这将是缓解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比较妥当的方式.     

刑法语言的向度

理解刑法是从刑法的语言开始的。但刑法的内涵不是仅仅通过阅读法条的字面就可以获得的。刑法条文的字面只是为发现刑法提供了进路。刑法的内涵是由刑法规范的目的、规范的语境及其意义脉络所决定的。理解刑法语言的向度,应该注意刑法语言与日常用语、私法语言以及刑法内部同一语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