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体系的构建

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是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社区托幼服务供给、发挥社会组织活力、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在此方面已经逐渐加以重视，但在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方面仍很薄弱。这不仅影响了社区托幼服务的供给，也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文章分析了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和政府对其购买的重要性，以及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的体系构建包括服务购买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监督者，但政府购买行为也存在政府责任缺失、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服务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优化政府购买该项服务的有效性，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监督机构的共同努力。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谁是供给主体：政府、行政村、村民小组——山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山区乡村由于地域广阔性和分散性的特殊自然特征，使村民小组社区比行政村为单位的乡村社区或政府，更有条件充分发挥“体制外”的社会资本供给公共品的积极性，弥补国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暂时困境。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村民小组社区供给公共品的积极作用，离不开政府和村级组织在技术、组织、协调、资金等方面的积极支持。     

中国藏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研究

藏区公共物品供给从传统的政府单一供给走向了政府 、企业 、非营利组织和居民等合作的多元供给,形成了"一主导二辅助一参与"的供给格局,即政府居主导,市场 、社会组织辅助,社区居民参与.同时,藏区公共物品供给展现出的是一种合作供给网络.在组织间网络视角下,藏区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优化依赖于政府角色的转变 、互惠合作的建立 、互动协调的改善.     

社会组织：农民工福利供给的新主体

按照西方福利多元化理论,福利供给主体系统包括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市场和政府。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家庭、市场、政府、社区这四大福利供给主体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承担相应主体责任,导致农民工对社会福利产生较大的需求缺口,从而催生了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主体。对社会组织这一农民工福利供给主体产生的原因、现状和发展瓶颈展开了分析。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

本文站在农村社区内部的视角,指出农村公共品的供需具有季节性、阶段性、临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文章认为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机制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提升农村公共品的内生型供给能力和村社承接外来供给的能力。切合农村实际的行政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能有效的增强农村社会的整合、动员、合作能力,这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内生性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社会企业缺位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思考

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不仅是发达国家养老服务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未来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社会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型非营利组织,在解决社区养老服务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国社区居家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供给主体单一,政府成为主要提供者。政府应主导养老社会企业的全方位发展。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的困境、原因、优化路径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虽然有效消解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但是在现实中面临着制度性和管理性的双重困境。在制度性运行方面，“项目制”导致了“一刀切”式服务供给、项目稳定性弱、“弱合作”社区嵌入、社区公共服务发展之间“马太效应”等现象的发生；在管理运行方面，“项目制”暴露出志愿组织项目开发能力不足、项目管理机制低效、项目绩效评估僵滞、项目推广效应弱等缺点。项目供给不足与社区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项目分配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偏离、项目监督弱化、科层治理与项目治理双重逻辑影响下的政府寻租，是导致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遇到双重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从强化群众满意价值导向、增强政府部门全过程统筹、搭建项目嵌入社区工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积极促成资源整合五条路径来优化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县级政府职能研究——基于Z市“多村一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县级政府作为重要资源的掌握者,应主要定位于规则制定、支持培育、监督管理等多重职能作用上。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县级政府职能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主导提供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项目与居民需求偏好存在一定偏差;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培育比较匮乏;绩效评估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县级政府职能,应着力构建三大机制:准确表达民意的公共信息采集机制、对社会组织的多元培育机制、科学高效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评估机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模式研究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非常重要。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实施网络治理模式的必要性;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观念落后、供给机制不科学、供给质量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应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组成网络化供给主体,构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网络供给模式。     

合作治理视野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的断裂与重构——基于长沙市天心区的实证调查

合作治理的本质是民间社会力量与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多元主体供给已成为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供给主体平等合作的关系是确保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有效展开的前提和重要保障.由于中国传统的体制惯性和官本位意识等因素,政府对社会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重构多元主体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既要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又要引导社区层面的积极参与,以形成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整体合力.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分治与协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购买养老项目扶持乡村公共服务，深化多主体协作，构建乡村养老联合体。依据供给主体不同，乡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分三类：“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社区居家助老项目、医疗养护机构主导的家庭养老床位项目和社区治理面向的老年社工项目。借鉴网格治理理论，比较不同属性的供给主体在服务规划、服务体验和服务成效上的差异性，揭示项目制下主体分治产生异化的微观过程。目前此三者的服务供给面临三种困境：盈利组织服务低质化，混合型组织服务目标偏离,非盈利组织行政吸附、服务碎片化，最终三者走向服务“疏离化”和人员“内卷化”，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边界模糊和各分治主体自主协调困难。建议根据生命周期，构建以家庭需求为本的协同机制，理清各主体彼此义务并创新流程，在新层面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重塑多主体合作关系。     

试论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

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社会组织的职能开始分化,一些原来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包揽的社会职能。逐步被剥离出来并回归社会和社区。相对于政府和市场而言的第三部门及整个社会层面开始逐步发育和壮大起来,由民政部倡导的社区服务逐步扩展为整体性的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而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之客观需求也开始走向显性化。但是,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乡村关系 ——以苏北个案调查为例

以苏北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分析苏北地区乡村关系的现状,指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效果不明显,村委会对乡镇政府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必须推进培育民间经济组织,增强农民及村干部的主体意识;加强乡镇之间、村庄之间的合作交流,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绩效评估及政绩考核等进行明确定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应该改变以往＂一包揽＂的管理方式,积极吸引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参与供给。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社区养老服务困境检视与优化路径——以安徽省B市为例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长期困扰政府的难题。目前,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多元主体正在逐步融入到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之中,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局面尚未形成。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出发,以安徽省b市为例,论证多中心理论与多元主体参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契合性,验证多中心治理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行性。从多中心视角分析,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依旧存在政府角色定位偏差、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家庭养老观念落后、养老市场混乱等困境,并从政府明确定位、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政府及大众媒体牵头宣传新观念、政府及市场经营者共同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秩序等角度提出治理路径。     

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和谐社区的构建

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和有效利用对于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要意义,而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是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必须得到有效解决。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区自主供给,现阶段应该大力培育社区自主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由政府供给的主导地位逐步向社区自主供给的主导地位转变。     

“三社联动”创新服务有想法

传统的社区管理服务方式，就是凡事都由政府包揽，不但加大自身压力，而且效率低下口这种情形，在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裕社区得到了充分的改观。近年来，海裕社区结合社情，     

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思考

公共事务是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开展.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旧格局,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单调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公共事务的新形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责任分担,平等竞争,利益共事的新模式,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     

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社区”的设置是传统国家控制思想的延续。由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履行着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职责,将居民置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因而在社区建设中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只有充分重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理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逐渐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促进居委会组织由“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化,才能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并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