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性格侧面

郭沫若离开人世30年了,但对郭沫若的评价非但未能盖棺论定,反而是分歧越来越大.近年来,互联网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民间声音的渠道.从网上看,对郭沫若的议论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中唐文人的政治自觉与诗歌创作

安史之乱被认为是唐代中叶社会转型的开始,这种社会转型不仅表现在经济与政治上,而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文从政治格局与文人的关系、经学的复兴与文人用世思想角度去探讨这一转型的文化意义,阐述中唐文人政治自觉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及其特征。     

明代政治文化与仕宦文人的贬谪命运

明代统治政策与政治局势的复杂变化,政治人物树威争权与排除异己的多重需要,团体或个人之间的交恶争斗,文人群体或个体的独有特点等诸多因素,致使仕宦文人的贬谪命运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其中,暴露出的权力任性、专政之祸、党争之烈、仕途险恶、人性幽微,以及仕宦文人崇尚理想、坚守节操、率性迂拙的特点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反思空间。     

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出路——郭沫若留日时期的思想嬗变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与他思想上的转向有重大关系。留日时期,他虽饱尝歧视却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在压抑、矛盾状态之下其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也同样剧烈。如何看待爱国与异族的爱妻、如何在复杂而矛盾的生活中平衡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碰撞,既是他思想的困境、也是他借以寻求思想出路的契机。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爱国之情和一腔抱负伴随着几次归国又几次被迫离开的现实而无所附丽。在体验到上海的殖民化、无以报国的时代迷惘、苦闷的生活煎熬之后,他回到日本安心学医,但在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下定放弃研究医学的决心,这个决心使郭沫若放下所有的迷茫、烦闷,得到了“觉醒”“醒定”。     

论初唐政治与文人人品及诗歌

初唐政治有两个明显特点,即崇文精神与宫廷政变.前者使文人从政的热情空前高涨,表现出狂傲浮躁的心性;后者导致了文人阿附权贵的人格缺憾.就诗歌演变看,崇文精神及文人对仕途政治的关注,从形式技巧与内容题材两方面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为声律风骨皆备的盛唐诗歌奠定了基础.     

金末政治生态与文人心态略论——以杨奂仕行为中心

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早年在儒学家教及经历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科考入仕来实现自己的儒家政治理想。本文通过对杨奂兴定五年(1221)科考失败和正大元年(1224)上万言策流产的两次事件之归因做深入探究,以此揭露宣宗朝吏权大盛,激化了儒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导致儒士的仕途之路受到严重挤压,至哀宗朝,文士被彻底排除到权利核心之外的政治生态环境。由此彻底摧毁了以杨奂为代表的金末儒士群体对金朝的最后期许。政治生态的变化迫使文人的积极入仕心态逐渐转变,其家国情怀逐渐被摧毁,文人群体与国家政权之间最终走上了从希望到失望最后至绝望的悲剧结局。     

郭沫若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与特色

郭沫若致力于将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对文史关系理论作了新发展。他对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在任务和宗旨、思维形式、手段方法和认识功能等方面的异同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史学与文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文学有独到深刻的历史认识和反映能力,因此历史研究应当重视运用文学史料。在史学实践上,他注重"引文入史",在历史认识上运用文艺性思维,在研究中使用文学性史料,在表述上使用文学化语言,并取得突出成就。他的文史关系理论及其史学实践有鲜明特色,为中国现代文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与云南抗战文化

云南抗战文化的繁荣曾深受郭沫若的关怀、鼓舞和影响，他关注云南文化动态、关心云南文化青年井辛勤培育呵护，他的爱国情操更是激发了云南文化界的抗战热情。     

诗人郭沫若社会理想和政治情怀的人性阐释

郭沫若作为诗人的浪漫个性之中，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情怀，在人生的张扬中表现为爱国热情和社会理想。这样的个性和追求不仅影响到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而且极其突出地表现为诗人大半生投身社会实践的政治进取意识。探讨这种矛盾的个性表现，不仅要客观评价郭沫若一生的活动和成就，还要充分认识和理解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历史演进中奋斗的艰难与可贵，进而反思目前丈化思潮和文学批评的某种迷失。     

旧体纪行诗和新型国际团结——浅谈郭沫若20世纪60年代文化政治实践的一侧面

本文梳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纪行诗,并聚焦他在反帝、反殖的国际交往活动和革命团结运动中所完成的旧体纪行诗,由此提出关于20世纪60年代文化政治实践的一组相互纠缠的问题。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和纠葛——建国后郭沫若的身份困惑

建国后,担负政治要职的郭沫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他的功利化、工具化的艺术主张也越来越趋向极端,这种在文学创作中高度体现政治第一、政治正确的政治性要求,导致了一种歌颂光明、拒绝灰色、反对悲剧的“欢乐颂”式的文学观。然而,郭沫若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又使得他内心渴求“本真”,厌恶“虚伪”,于是在私人世界里,郭沫若显得焦躁、懊恼和痛苦不堪。郭沫若的公众形象与私下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不同身份冲突的表现,而建国后的他正身陷在这政治与文学的漩涡中无法自救。     

郭沫若的知识分子身份早期构建:美国文学的影响

考察郭沫若知识分子身份的早期构建,不能忽视美国文学的影响。通过分析郭沫若接受美国文学影响的多元语境,以及惠特曼、辛克莱与郭沫若的新诗人身份、革命文学家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认为研究美国文学在郭沫若的知识分子身份早期构建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影响时,既要分析郭沫若身份认同及其认同变化的表现形态,也应注意"变"中的"不变"成分以及"不变"的深层原因。     

郭沫若扬孔抑墨之胡适缘由

郭沫若与胡适天赋禀异、学术各有所长,但都恃才傲物,故互相难免义气之争。尤其是,郭沫若信奉共产主义,秉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胡适则鼓吹自由主义,坚守实验主义方法,并公开反对中共政治主张。他们在诸多方面如整理国故的理念、中国古史观念等,都存在着严重分歧。特别是在先秦诸子问题上,胡适要扬墨则势必抑孔,郭沫若因与胡适对峙,则势必抑墨,故而扬孔。     

诗人之"人"的创造--郭沫若与闻一多的诗文化比较

所谓诗文化比较首先就是进行诗人之人的比较,将郭沫若与闻一多置于诗人心灵表达的动态流程中,来进行诗学与文化学的纵横比较,以展示诗人之间在诗魂、诗情、诗艺、诗风上的文化差别.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最根本的变化,便是人的观念的不断发展。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形式,丰富了百年中国的人的文学。“五四”时期,他高扬个人主义的旗帜,追求人的自由和自尊,这是与外来文化的刺激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其人学意识则分化为两股潮流,即人性人道意识和民族意识。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退化,其主要原因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否定。     

新时期的“郭沫若与庄子”文艺关系研究

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及其创作不同程度地有承于庄子。新时期以来,郭沫若的研究者在"郭沫若与庄子"文艺关系这一领域亦有可贵探索,其探索涉及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泛神论、文艺的非功利观及文艺的"自然流露"说诸方面,这些也正是郭沫若融贯中西文艺思想、促成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转向现代的重要表现。     

交流与传承的典范——论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

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关系的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不可绕过的问题。它不仅从个案上拓展了中日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对我们深入研究郭沫若与日本作家的关系有着较大的学术价值。通过史料的收集梳理郭沫若与谷崎润一郎的事实关系;通过其小说的比较研究两者的审美关系,从中得出两者小说创作间的异同,从而拓展现有的研究视野。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下)

郭沫若同胡适、鲁迅一样,都是学贯中西、既往开来的文化巨人,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旗帜性人物。文章从地域文化影响导致的文化感受差异入手,认真分析了郭沫若与鲁迅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方面的不同思维方式和形成原因,以及郭沫若与胡适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方面的不同建树和深刻影响。由此得出结论,认真研究郭沫若,不仅是蜀学向新蜀学的拓展,也是国学向新国学的拓展。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勇预时流——陈寅恪与郭沫若治学特色比较之一

陈寅恪与郭沫若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都在史学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二人治学特色的同异,应是不无意义的工作.于相同处着眼,二人都能勇预时流,运用新史学的材料与方法以及唯物辩证法,同时结合社会需要而研究学术,这些是他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