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而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高昌早期佛教造像形制及其特征——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

佛教在高昌盛行有一千余年,其著名的佛教石窟吐峪沟石窟是高昌现存最早,洞窟保存较多的石窟群。其精美的佛教壁画、佛教造像艺术,为研究高昌佛教文化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分析早期佛陀、菩萨、飞天造像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影响的来源,以还原最真实的高昌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对研究河西及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有重要意义。     

论贵霜经雕造像对早期敦煌石窟的影响——以“护法”模式和“二佛并坐”模式为例

早期敦煌石窟的建造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大乘涅槃系经雕造像的影响,即依据佛经文本进行造像。其中,"一佛一转轮王"的"护法"模式以及"二佛并坐"模式最能体现这一影响。此外,敦煌石窟的造像活动并非简单复制印度佛教的做法,而是在继承贵霜造像模式的同时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并集中体现在层积性、继承性和创造性三个方面。     

中国早期净土变相的型制与渊源

中国佛教艺术中的净土变相,其主要图像特征是阿弥陀佛三尊处于楼阁与莲池之间,周围有菩萨天众与各式化生等,表达了信众往生西方乐土的愿望。最早的净土变相典型像例是南响堂山第1、2两窟的浮雕,表明净土变相正式形成于北齐。净土变相的基本图式和构成要素,与犍陀罗地区出土的穆罕默德那利造像尤为相近,是借用古印度流行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为图像范本,结合净土佛典而创制的。这一发现,既指明了中国净土变相的源头,也从具体的案例中显示了笈多王朝的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佛教“法身”概念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意义

《法华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最受广大信众尊崇和信仰,与《华严经》《楞严经》并称“诸经之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造像中有大量依据《法华经》内容塑造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它们以蒙太奇的手法将过去世间的多宝佛与现在世间的释迦佛连接在同一画面,借助过去佛与现在佛、存与亡的关系深刻地阐述了“法身”的惟一性、永恒性和平等性。这种二佛并坐像以直观感性的艺术手法使抽象的“法身”概念形象化、通俗化,以有相之造型艺术诠释“法身”的无相之理,因而成为《法华经》思想的象征性造像。     

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17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时代为公元8～10世纪,以密教系造像为主,服饰包括吐蕃化的俗装袍服和菩萨装、佛装,反映了吐蕃佛教传入伊始便具有显著的密教实践色彩和本土化特色,同时受到了中原汉地、印度尼泊尔、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基础资料收集的欠缺与造像特征把握的不全面,提出应该用佛教考古学方法对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云冈石窟中金翅鸟形象的汉化初探

金翅鸟本为印度佛教神鸟,伴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坐骑和护法存在。金翅鸟形象传入中国后,受本土文化、河西地区石窟艺术、早期南传佛教、中国儒释道、汉代墓葬壁画、汉代建筑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北魏汉化政策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得云冈石窟艺术风格呈现本土汉化。云冈石窟金翅鸟有机借鉴和吸收了中华传统的“凤鸟”形象,这使得云冈石窟金翅鸟形象造型上不似印度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那般凶猛乖戾,更多了贴近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鸟。     

丝绸之路石窟寺文化蠡议

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传弘与固有文化碰撞、交融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道方式是经像并传,石窟寺造像、绘画等,又称"经变相",是文化的载体。印度佛教造像存在不同的艺术特征,受印度固有文化及希腊乃至罗马文化的影响,传入中国又受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影响。该文对丝路石窟寺像教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造像艺术中存在(含有)的中外多元文化进行一些蠡议,以期对石窟寺文化全面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和积极作用。     

汉地佛教石窟造像研究

石窟随佛教产生而产生,随佛教东渐而传入中土,并广泛传播,与本土文化相溶合形成特有的艺术形式。通过考察现有石窟造像遗存,可以了解到:石窟中的造像艺术风格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迁的;造像的形象及体态动作、表情、手语,都表达了极为丰富的佛教精神内涵及佛经典籍内容;佛教宗派在历史上的兴衰对石窟的主题内容有极大影响;佛教造像中的服饰、容貌、表情等的变化与佛教本土化过程紧密相关。     

炳灵寺西秦立佛造像风格的再认识

炳灵寺西秦时期立佛造像的共同特征是从贴体的薄衣内显现出人体解剖结构。炳灵寺第169窟第7龛残存立佛造像的基本风格承袭了秣菟罗系笈多时期佛立像样式,和其它西秦时期的造像一样,也程度不同的受到早期传入新疆地区的犍陀罗、萨尔那特式及当地的特点后形成的龟兹造像样式的影响。同时,在这种西域混合式造像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本地的社会时尚及塑造者本人的一些审美情趣等因素,形成了以秣菟罗——笈多造像样式为主体,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风格。     

对佛教起源的再思考--佛教：从中国传到印度经中亚、中国汉代西域再回到中国（内地）

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还发现有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镶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数之多。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论佛像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四川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在该地（古蜀国）不仅发现了大量佛像,而且还发现佛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和古文字组合在一起。这一发现使人们对佛教起源于印度存疑。大量的佛像实物和佛像载体,印证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有可能是世界佛教的起源地。     

武山拉梢寺大佛造像发愿文再辨析

武山拉梢寺大佛是北周时期有明确题记纪年的大型摩崖浮雕大佛,它为同时代佛造像断代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但遗憾的是,在“发愿文”中尉迟迥的职位及任职年限与《周书》当中的记载有出入甚至抵牾,这给拉梢寺大佛的开凿年代蒙上了一层纱.以《周书》《北史》为依据,通过史料的对比,可以厘清大佛的实际开凿年代和开凿背景,并进一步确证尉迟迥的身份.     

湖南佛教造像记十例

佛教造像记,就是为了造作佛像而表述这些功利目的和愿望诉求的文字,它们依附于造像而存在.不过,限于传统金石学厚古薄今的一贯态度,学者们更重视一些宋以前的造像记,却忽视宋以后特别是清代的造像记.本文的所辑录的十例湖南地区的明清两代造像记,系作者数十年田野考察所得.我们对明清佛教造像记应当予以相应的重视,使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不至于出现“断层”和“死角”.     

明清时期湖南佛教造像的程式仪轨解析

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湖南,其佛教造像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色非常突出.文章以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从造像形制、造像的组合与一般供设程式、佛装类型及纹饰的基本特征四个方面,分析其程式仪轨与传统的汉地佛教造像的不同之处,进而揭示出明清时期湖南的区域宗教文化现象.     

北朝佛教造像记的文学意义

北朝造像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是北朝儒佛交融的社会思潮的产物。造像记使用了传统的文章体裁,吸收了佛经中的内容,并借鉴了佛经中惯用的抒情方式、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表达方式,以其大量的超现实内容、丰富奇丽的想象,冲击了以实用为中心的北朝文学观念,也改变了这一时期文学典雅平正的审美特点。这种文学内容与技巧的发展,与唐初文学融合南朝技巧、北朝气质的特点极其相似,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学样式和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方法、思路。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封神演义》哪吒莲花化身故事考源

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哪吒莲花化身故事是由几个佛教故事原型演化、组合、变形而成的 ,而道教因素的介入是故事流变过程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在作品中 ,哪吒由佛教护法神原型转变为道童灵珠子 ,莲花化身的施法者由原来的佛陀换成了太乙真人 ,毗沙门天王托塔奉佛的原始含义也被消解。这一系列细节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宗教史上历史久远的佛道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