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家族与汉晋时期谯郡学术文化的繁荣浅探

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区士人的努力。在某一时期,某些地方士人或者一些世家大族对地方文化的发展甚至还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汉晋时期,曹氏家族在谯郡从地方世家大族崛起为曹魏皇族,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其“龙兴之地”谯郡的文化影响更为直接。大体而言,曹氏家族通过其政策制定、诗文创作不仅促进了谯郡经济的发展,也奠定了谯郡学术文化发展的基调与特质,促成了谯郡学术文化在汉晋时期的繁荣。     

“辟异端”:清代学术演进的一个重要取径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在传统儒学面临异文化侵蚀的时代背景下,亲历亡国之痛的汉族士人视佛、老等“异端”为洪水猛兽,辟之唯恐不及;由“辟二氏”而厌倦理学的形上玄远之思,学风遂由弃虚而蹈实,经史实学于焉发轫.降及乾嘉,学人们以“通经明道”为治学之旨,藉由考证以剔除杂入儒学的“异端之障”,从而恢复原始儒学的“圣道之真”,庶几为其时学人共同的致思趋向.清代学术经此一番演绎和递嬗,考据学遂蔚为大国.     

金兆燕游幕游宦与清代乾嘉学风及国家文化政策之关系

清代中叶以督抚学政大员为主的学人幕府在汉学兴盛、古学复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卢见曾两淮盐运使幕汲汲于识才造士,影响甚大。金兆燕活跃于乾隆时期文坛,以文士身份入两淮盐运使署十载,其幕府生涯体现出清代学术与政治文化及学风士习之间的复杂关系。乾嘉幕府崇奖经学的过程也正是清代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金兆燕八应会试始及第,其后扬州府学教授之冷宦、京师国子监博士之宦情冷落则又可视为其游幕遭际之延伸,而幕府、科举及仕宦在其中得以最完美地延展其本相,并助成中国封建社会士人命运的一道同风。     

清代都邑社会与蒙古文学家族的转型

清代八旗文学家族多兴起于北方草原及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大清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满蒙汉军八旗作为政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起进入京师，后因八旗驻防制度的颁行散布于都邑社会中，八旗家族生活重心也因之而由游牧地带迁往京师及重要驻防城市。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八旗家族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仕宦途径等方面都和早期成员有所不同。即以蒙古文学家族而言，作为个体的蒙古家族士人兴起、繁盛，家族成员心理基质发生变化，家族文化或由武转文或文武并重，鲜见单纯重武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变迁的文学书写中。随着时代发展，清代蒙古家族的民族个性趋于模糊，他们在文化认同书写中建构并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得到深度展示。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东林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兼论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区文化建设中的贡献

清代长城内外的统一与和睦 ,为广大山西平民走出“西口”,参与塞外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在归化土默特地区的汉族居民中 ,山西移民所占比例最高 ,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来到这一地区 ,为当地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使这一地区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特征 ,在风俗、戏剧、语言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从文化地理的角度上看 ,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可谓山西文化区向北延伸 ,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亚区。     

求善 求实 求自然——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文化视角

将汉晋“士人”的人格变迁研究置于从儒家独尊的一元文化模式向儒、道、释、玄的多元文化模式演变的宏观文化背景下 ,并以哲学的视角 ,检视汉晋求善、求实、求自然的文化精神的嬗变对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影响 ,揭示了从西汉进取型人格经由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苏醒 ,最后发展成为魏晋士人的“边际人”人格的变迁过程。     

打牲乌拉与满族文化

吉林市西北70里有一处被称作大乌拉的地方，它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远迎长白，近绕松花，江河纵横，物产丰富，是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在地。“乌拉”是满语音译，意为“沿江”，在清代文献中，以乌拉为地名的有两处。其中“吉林乌拉在京师东北二千三百里，我朝发祥之始为满洲虞猎之地，顺治十五年因防俄罗斯造战船于此，名曰船厂。     

解读宣南文化的传承——读《宣南文脉》

何谓宣南文化？宣南文化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宣南文化与传统文化有何关联？对于这些问题,《宣南文脉》（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做出了准确而清晰的回答。《宣南文脉》的作者白杰,男,1970年生,北京人,满族,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北京市宣武区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宣武区委委员,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广安门街道办事处主任,     

沈阳故宫木构架中的多民族特征

着眼于沈阳故宫木构架营造技术中的诸多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构架体系和构造做法,指出沈阳故宫建筑吸收和传承了中原木结构建筑的营造技术,融合了满族的民族文化,借鉴蒙、藏等少数民族的建筑技术和艺术,呈现出多民族的建筑技术的特点,对于丰富以清文化为主的沈阳城市文化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落后,使得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爱国自救运动,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上层统治者也在审时度势推行"清末新政",其对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晚清政治改革的文化思考

中西文化冲突是晚清政治改革动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政治改革中,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的对立不仅表现为政治冲突,而且更多地表现为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决定着晚清政治改革的失败命运。     

论清代京江张氏家族文化及其文学

以张玉书为代表的张氏家族是清代镇江地区的文化望族,该家族科举鼎盛,家族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具有经世之才,勤政爱民,忠贞节义,这与张氏家族重视教育有关,张氏也因此形成了以科举文化、经世思想与史学传统为特征的家族文化;张氏家族人文荟萃,文学创作丰富、形式多样,宗尚唐音是张氏的诗学传统,吟诗结社是张氏家族的风雅方式,张氏家族中女性文人更增添了文化家族的风流儒雅。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清代旗城探析

清代八旗军队的驻防城因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其特点独具。通过对史书、方志等文献和实地调研 资料的整理,初步探讨了清代八旗驻防的布局。在对实例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旗城作为军事要地和商业中心 的分布特点以及与传统风水理论、古代城市里坊制度的关系。     

清词史论纲

不到三百年的清词，名家辈出，词派纷呈。其分期，前人或“三变”或“三期”，然可商之处尚多。如果综考词风的转变、领袖词人的出现、时代风会、各类批评等诸多因素，可将清词的发展演变分为三期六段，能较明晰地把握其发展历程。     

晚清舆地学者与新地学的兴起

清代地理学发展到晚清,受到当时内外因素的激发,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提供清代160人的舆地学者名单,认为清代前中期地学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础,对晚清杰出的地理学家魏源、徐继畲、曹廷杰、邹代均及其在世界地理、边疆地理和地图学等领域内的贡献作案例研究,分析新地学的兴起在中国科学近代化中的影响和作用。     

清代新疆常平仓的发展与管理

清朝统一新疆后,常平仓开始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新疆建省后,逐渐推广至全疆各地区。在常平仓发展过程中,仓员设置、仓粮管理、纳粮、出粮时的监督、仓的定期检查与维修等制度建设相继建立并逐步完善,这是清代新疆与内地基层行政建置渐趋一致的具体体现,也是清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表现,反映了清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渐次扩展

通过对有关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清代、民国方志资料以及其他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得出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和主观的人为条件的影响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地域范围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并且每次变动的幅度,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较前次为大,从而引发三次较大规模的伙盘地地域范围的勘定。而汉族移民的不断北迁,伙盘地范围的不断扩展,成为民国时期陕西和绥远行政区划纠纷的潜在原因,甚至很有可能成为建国后陕西省界勘定的主要驱动力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