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浅析

“心外无物”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之一,王阳明试图通过“心外无物”的理论纠正程朱理学以来形成的那种从心外求理的误区。在王阳明“心外无物”的思想当中,心的感知意义处于次要地位,道德至善之心才是此心的根本,相应的物也不再是孤立于人之外的冰冷之物,而是与人相关的“事”,甚至于是人的道德行为。王阳明论述“心外无物”的目的是要通过“成己成物”的教养历程,将外在于人的“物”,纳入到主体的“心”中来,将作为良知的善良意识凸显出来,但在其凸显出了良知的同时,却极容易走向自然人性论中。     

对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再诠释

"心外无物"是我国明代哲学家、政治家王阳明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对这一论题,后来的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果用西方哲学的观点,从意念和现象的角度对心外无物进行再诠释,就会发现,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有着特殊的含义:物是意念中的物,是认识与物自体的再创造,是存在于人的意识领域的物,是现象界里的物;心是物的存在域,也是物产生的源泉。     

论王阳明心学"心外无物"论的哲学性质

认为陆王心学尤其王阳明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几乎已成了中国当代学术界一个广为人知的哲学论断.然而,王阳明心学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客观的天理本体论,这一点就是从王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论的哲学特征也可以看出来.同时它亦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哲学所特有的中国哲学文化语境的产物,其伦理型的本体论、认识论,都有其生长的中国哲学文化语境.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其内在意蕴,还原其本来面目.     

无对象表象悖论与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产生

无对象表象悖论由两个对立的命题构成:"每个表象都表象一个对象"--"并非每个表象都有对象".这个悖论是意向性理论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胡塞尔在1894年所作的<意向的对象>一文对这个悖论的思考来展示其意向性理论的产生以及他当时所持的一种二阶性的本体论立场.     

“纯粹意向性对象”还是“纯粹知觉对象”？——论茵加登与杜夫海纳之争

茵加登在考察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明确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对象",杜夫海纳则把审美对象看作是一个"纯粹知觉对象"。在现象学的框架内,虽然两者都是意象性对象,但是,在对各自意向性对象含义的理解和阐释上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茵加登把意向对象看作是意向活动的指向者和构成者,而杜夫海纳仅仅把意向对象看作是意向活动的指向者,而否定其构成。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茵加登更深地受到胡塞尔纯粹理性意识的影响,把意识活动看作是智性活动,因而其所说的纯粹意向性对象就被杜夫海纳看作是智力对象;而杜夫海纳则更深地受到梅洛-庞蒂的影响,把胡塞尔的纯粹意识修正为纯粹知觉意识,因而其所说的纯粹知觉对象就是一个感性对象。杜夫海纳就是立足于此展开对茵加登的批评的。概而言之,现实性与非现实性、自律与他律成为"纯粹知觉对象"与"纯粹意向性对象"的最显著区别。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对王阳明“物”的生存论现象学诠释

依循牟宗三对王阳明“从明觉之感应说物”与“从意之所用说物”的区分,借助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方法,分析和诠释阳明学中的两种“物”。首先通过阐释“心外无物”绽露“在生存世界中存在”这一生存论结构,以作为预备性的分析。之后重点对“意之所在便是物”“明觉感应之为物”作出生存论诠释,二者分别对应着生存论层次的物(物Ⅰ)和本真生存中的物(物Ⅱ)。物Ⅰ关联着因缘性存在的一般生存结构,其存在就是一般性因缘整体的实行,呈现出来的是一般性生存世界;物Ⅱ则关联着本真的因缘性存在,其存在则是因缘整体的本真实行,呈现出来的是本真的生存世界。物Ⅰ与物Ⅱ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生存论关联,二者的区分与关联有助于从生存论上更好地把握阳明学。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胡宏哲学的一种了解

作为南宋前期湖湘学派的著名学者,胡宏哲学的问题意识乃直接有见于杨时、谢良佐之学日益趋向于对内在主观意识之体悟和直觉而来,故而如何从体用兼赅的意义上理解儒学之大本达道,成为胡宏思考问题的核心.胡宏言万物皆备,言即物求道,及其言心性情欲之关系皆在此深沉的寄心.然而,由于胡宏对心、性问题的特殊了解,他所苦心构作的心性论在理论的逻辑上不期竟导致到松动儒家价值标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问题,以至湖湘学最后被朱子学所掩盖.     

论王阳明的“理生于心”:内涵、原因与工夫指向

王阳明倡导的“心即理”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本心所发的意念即是理,而其深层含义则是理生于心。理生于心首先意味着心既是意识和行动的发动者,也是调控者,即性理直接出自于心;其次则意味着性理统摄事物之理,即性理澄明能促使人去了解事物之理,而非遗漏事物之理。心之所以能生理,关键原因在于心本非内,万物原本内在于心之中,心原有使万物得到妥善安顿的冲动,而万物的妥善安顿即是理。从工夫的角度来说,理生于心意味着不必如朱子所说的那样首先以格物的方式求理于事物,而应该求理于心。因为即用是体,所以心即是理与理生于心可以同时成立。     

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署名為王洛賓創作的歌曲《老鄉,上戰場》曲調探源

多年來日本電影《蒲田進行曲》的主題曲《蒲田進行曲》(以下簡稱《蒲田》)多被疑為借用了王洛賓的《老鄉,上戰場》的曲調;《老鄉上戰場》(以下簡稱為《老鄉》一直被看作是王洛賓的重要作品之一。經筆者查證,此曲調並非王洛賓原創,原曲應為美國音樂劇The Vagabond King(筆者譯《乞丐國王》)中的"Song of the Vagabonds"(流浪者之歌,以下簡稱《流浪》)一曲中的副歌部分。《老鄉》及《蒲田》的曲調均引自同一母體《流浪》,它們自身之間並無直接聯繫。     

“对象性”与“超越性”：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真理论比较研究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暗含着后来由胡塞尔阐发的“意向性”思想；海德格尔由“意向性”到“超越性”，实现了从先验现象学到解释学现象学的发展，其真理观也达到了胡塞尔真理观不曾到达的高度；马克思的“实践”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实现“超越”的坚实基础，而海德格尔的“超越性”思想则客观上进一步深化、推进了马克思的“对象性”观点。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先秦道家“因”范畴初探

"因"这一范畴在老子以后的先秦道家理论中,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在现实中落实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国语》、《黄帝四经》中多提及"因天"思想,即顺应天道,《管子》中创造性的提出"静因之道"命题,完善了道家的方法论,为此,通过对以上思想的分析探讨了"因"这一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实践的界限及其存在形式——对陈先达教授“实践范围之外”的质疑

马克思从历史的维度揭示了实践的界限及其存在的形式。实践在自然界存在的无限范围内无限地展开,而历史乃是人通过人的感性活动而生成的过程。“人”与“自然界”不能“抽象地”、“孤立地”设定为某种分离的状态。“实践尚未进入”的领域绝不是实践无法到达的“实践范围之外”,因为它必定要成为“实践终究进入”的领域。实践是人的属性,人的实践活动既不可能超出自然界的范围,也没有终极意义上无法到达的自然领域;只要是自然界的存在物,那就最终都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王船山对朱子格物致知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格物致知问题上 ,船山神契朱子 ,卫护朱学 ,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船山高度评价朱子以《大学》格物为始教 ,并且与朱子一样 ,把“物”的范围看得很广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船山又赞同朱子“豁然贯通”说。与朱子相比较 ,船山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主要是具有鲜明的近代实证科学色彩 ,对耳目见闻与心官思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