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致害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与制度回应

［摘要］志愿行为是以自由意志为核心的公益行为,对志愿行为的定性是对志愿者致害责任进行分担的重要前提和合法性基础。志愿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志愿者、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务对象三方权益的保障应当主要由社会来承担。在我国特殊的法文化背景下,确立志愿者致害责任保险制度以分担志愿者致害责任存在必要性,通过责任险制度中各险种在志愿者致害责任分担中的运用,明晰志愿服务法律关系中各方的责任承担方式,可以有效保障各方权益,促进志愿者保障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对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良性发展路径的思考

目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立法保障、缺少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不完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单一、发展医疗责任保险的专业力量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寻求科学的对策,寻求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良性发展的路径:政府方面,应当制定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强制推行该制度;保险公司方面,应当完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提供差异化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加快医疗纠纷处理人才的培养,建立医疗风险信息数据库;医院方面,应当要求各医疗部门和医护人员做好本职工作,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患者方面,应当具有风险意识,根据个人情况购买个人意外事故保险,在出险后,患者不仅可以获得医疗机构的赔偿,也可以从意外事故保险中获得补偿,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医疗风险不仅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也会最终损害患者利益.发达国家对医疗风险的防范与管理进行了多年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可划分为商业医疗责任保险、互助医疗责任风险金和综合保险三种典型模式,美国、英国和瑞典等三个代表性国家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将直接影响国际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发展趋势.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优化研究

为解决医患矛盾、分散医疗机构赔偿风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我国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该制度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因医疗责任保险推行时间较短,且缺乏相应法律规范及配套政策激励,发展现状不尽人意。在智慧医疗时代,我国应当完善相关立法,通过行政手段确保其有效实施,推动保险公司介入医患纠纷调解,构建多层次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从根本上克服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发展不足、产品设计缺乏科学性等问题,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论企业社会责任的限制

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不加选择地去做企业认为是正确的所有事情.尽管企业有积极的愿望和正确的道德判断,并且也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也不能不受限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必须有一条边界,必须被限制在边界之内,否则,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就会进退失据,甚至会导致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滥用,而公众也失去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尺度,而无从判断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否适度与不足.     

构建政策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可行性研究

在自愿投保、强制投保以及相互保险均存在明显局限的情况下,当前,政策性保险应为推广医疗责任保险的有益选择。政策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与推广,至少应满足4个基本条件：即被保险人风险发生概率比较高;风险发生后造成的危害比较大;投保人的赔付承担能力与保费承担能力有限;政府能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等。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政府的支持。就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而言。政策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与推广完全切实可行。     

论家庭照顾责任的政府分担：以人性尊严为衡量标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深刻影响日益凸显，家庭照顾的负担和风险日益增加。传统家庭照顾模式之下，照顾责任完全由家庭承担，需要照顾的儿童、老人等家庭成员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承担照顾责任的父母等家庭成员无法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基于对国际法和宪法的分析，家庭享有社会保护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政府对家庭照顾责任的分担应当视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责任，视作政府对人性尊严的承诺。人性尊严理应成为政府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重要衡量标准。政府可以综合运用积极权利路径、消极权利路径、权利表达路径等方式，实现照顾责任的政府与家庭共担。     

论我国医疗风险分担法律制度之重构——社会本位的法律视角

医疗风险分担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通过对医患双方冲突加剧现象的分析,探析有关医疗风险分担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适法价值取向严重对立的原因,从社会本位角度提出对医疗风险分担法律制度予以重构。     

防御性医疗行为的成因及法律责任分析

防御性医疗行为可分为积极防御性医疗行为和消极防御性医疗行为,主要是医务人员为避免卷入医疗纠纷中而采取的防御措施。为应对防御性医疗行为,必须对其运用多种手段来实现综合管理。《侵权责任法》第63条对部分防御性医疗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但是从侵权责任的责任构成角度来综合分析防御性医疗行为的法律后果发现,由于立法与司法的相对不完善,防御性医疗行为的侵权责任的认定较为困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有必要强化对防御性医疗行为的立法与司法,从而合理解决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风险社会化分配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以风险社会化分配为视角

在环境风险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不仅是环境风险管理与防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具有风险社会化分配的重要功能,即通过合理的责任主体风险分配,让原先过度集中在企业个体的风险责任可以分散给保险公司、社会等主体共同承担,以促进各责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协调。然而,目前我国环境风险责任分配机制中存在企业投保积极性缺乏、保险人承担风险压力过大及承保能力欠佳、政府的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加强等问题。在借鉴国外风险分配与利益协调机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环境责任保险风险分配机制的建议与对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环境责任保险的强制性,明确投保企业的风险责任;扩大承保范围,创新保险险种,促进承保风险再分散,增强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能力;加强风险评估与监管,建立并完善环境补偿基金机制,充分发挥政府风险分配的主导作用。     

论公民守法风险的负担——以“失独”为例

守法风险是指因守法行为而产生的风险,"失独"是守法风险的一种具体形态。"失独"风险具有守法行为人无选择的自由、面向未来且受年龄影响、不确定性、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伤害多样且沉重等特征。在实践中,"失独"风险主要由"失独"父母、侵权人、国家等主体承担,然而却存在着"失独"父母不应当承担、侵权人无义务承担、国家承担不力等问题。依据社会正义原则,"失独"的风险应当由受益人即整个社会共同承担。推及其他法律制度,应当在立法的同时建立一个守法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     

论医疗服务合同

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中,就诊方享有自主选择权、知情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多项权利,并承担缴纳医疗费等义务;与此对应,医疗机构负有注意、忠实等义务,并享有获取医疗费等权利。在合同当事人责任的认定上,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性质上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这有利于维护就诊方的权利。出于同样的目的,医疗服务合同应当也是消费合同,从而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     

论核事故跨境损害的赔偿责任主体

核能的开发利用一方面给各国带来巨大助益,但另一方面也潜藏着各种事故风险。核事故不仅会产生境内损害,严重时还会发生跨境损害。核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首先在于核设施的运营者,而国家只是辅助补充责任主体。但是,由于国家承担了对核事故的预防应对职责,所以,在未能尽到预防应对职责时,国家应当就其过错行为单独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论医疗过错的认定

医疗过错是医方承担医疗责任的核心所在。认定医方过错时 ,应依据“医疗水准”,并结合对其过错有影响的其他因素 ,从而确定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合乎医疗水准 ,即是否有过错。文章还对患者承诺对医方过错的影响 ,尤其是患者承诺的构成条件进行了分析。     

汉宋之间医患关系衍论——兼论罗伊·波特等人的医患关系价值观

传统医患关系模式已经引起现代医学界的重新关注。古人面对疾病时可能选择医人,也可能选择寺观、巫觋,或者自救,或者以命定论为指导游离于医患关系之外。上层社会有普遍的试医、择医现象,患者及其家属掌控着医疗主动,下层民众则无法做到。所以,世俗医人与患者的关系只是医疗关系圈子的一部分而已,医人并不承担效率医疗的重任。医者面对市场竞争和患者的主动形成了重视个体疗效、注重技术保密的特点,而且秉承"医者意也"的思想,强调医者个人的决断,对医人个体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对于规模化培养医人、医药分工则缺乏热心。从理论、技术、人员等各方面来说传统医学并没有效率医疗的思想和准备。汉宋之间中国就已经出现许多类似医院的组织,医疗空间也比较多样,但是,并未催生出"医院模式"。中国传统医患关系可以比喻为农业社会"手工制品",个体精致,效率不足,而现代医患关系是工业时代的"工业化产品",回答前者能否对后者改良提供帮助的问题必须考量其历史根基。     

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社会责任的误区与修正

尽管存在争议,金融企业对中小投资者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是有依据的.然而作为现代金融产品的一种,REIT's的社会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不适当地夸大了.立法者试图以强行法广泛囊括所有的责任,过度强调消极投资与风险防控.事实证明,这并不利于REITs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反而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没有贡献.所以,通过强行法强迫金融企业接受社会责任并不可行,而应当创建一种自愿性承担体系,在多方利益均衡中实现REITs的社会责任.     

非传统安全视野中不予救助问题的刑法思考

在非传统安全视域中,安全具有丰富的内容,关注和保护人的安全是法律制度的重要使命。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人既是风险的制造者也是风险的承受者。同时,为了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安全,人还应该是风险避免者、消除者。当某个或者某部分个体的人身和财产受到重大威胁,其他个体的不予救助行为将导致社会风险的持续和扩大。不予救助行为违背社会共同体相互保护、相互救助的责任,不利于人的安全保障,因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刑法的缺位和规定不明都使人类难以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为了防止不予救助入罪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应当对救援义务的产生设置限制性条件。不予救助行为入罪还有一定的技术价值,可以起到在立法上平衡罪刑和司法中弥补证据障碍的作用。     

论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推行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可以分散和降低独立董事的职位风险,借以平衡独立董事的义务与利益之间的冲突。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涉及独立董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被保险人的范围、保险责任的范围、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的确定、保险费的承担、独立董事的告知义务等具体问题。我国建立独立董事保险责任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着手借鉴国外有关经验,并注意该制度的创新和本土化。     

社会道德谴责背后的家庭责任的缺位

家庭责任是一项基本的道德责任。然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部分家庭责任承担意识也出现了缺位的现象,如表现为行为监护权的忽略等。造成家庭责任缺失的原因,一方面体现在家庭教育的片面,另一方面体现在社会环境对家庭的影响及受教育者个体对家庭教育的排外,同时,家庭教育独立于学校和社会之外,家庭与学校社会相互脱节也是造成家庭责任缺位的重要原因。     

银行销售信托产品承担什么责任？

遇到理财产品或信托到期无法兑现,当初销售该产品的银行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的重大问题。代销银行在法律上负有注意责任。如果银行向投资者提供了投资咨询意见,则银行必须承担受信责任;如果理财产品或信托产品被界定为证券,则银行可以被界定为承销商,承担相应的责任。总之,银行销售理财产品或信托产品,不能逃避其必须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