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反思性”思想的运行逻辑

"反思性"是吉登斯众多学术著作中极为重要且极为核心的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主要体现在结构化理论中;其二是现代性的反思性,主要强调把关于社会实践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反过来应用于基于这些知识和信息而衍生的实践,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社会实践的特征,并由此使得知识成为制度组成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反思性"思想所包含的两个层面都特别强调知识在人的行为建构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反思性"思想的第一个层面侧重实践理性对人的指导作用;第二个层面则凸显了理论理性在现代性中的指导作用。     

人类学中“结构”范式理论的演进

"结构"与"能动性"是人类学理论中一直探讨的焦点之一,体现了人类学对社会、文化与个人关系的探索。以杜尔干、拉德克利夫-布朗及曼切斯特学派等为代表的社会决定论和文化与人格学派、象征人类学等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强调结构,代表了社会、文化对个体行为制约的结构决定论观点;相反,利奇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及巴特等人以分析个体为出发点的能动性理论,则强调个人及其能动性对社会、文化的形塑。当然,"结构"与"能动性"并不是一条线的两端。     

文化资本理论探源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于"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最主要的两个视角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会学视角下,"文化资本"概念由布尔迪厄提出,将文化资本放置在社会场域中研究。继他之后,国内外学者对他的理论不断阐发深化,理论视角更加多样。经济学视角下,思罗斯比将"文化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学,用经济学逻辑解释文化资本。他的研究开辟了文化经济学的学科新方向,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是当前文化产业的主要研究基础。     

“最低核心”理论与社会权的司法保护

为了澄清社会权的含义和内容以增进对其理解,国际人权学界提出了各种"最低核心"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最低核心内容理论、最低门槛理论和最低核心义务理论。关于最低核心理论与社会权司法保护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它可以提高社会权司法保护的程度,反对者则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否定它。尽管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各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证实了最低核心理论在推动社会权司法保护中的意义。     

从“身体再现系统”到“人观”——以花腰傣案例看亲属制度的逻辑源头

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关于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迄今最新的研究结论是:身体再现系统决定社会血亲,社会血亲决定乱伦禁忌。身体再现系统是亲属制度的逻辑源头。通过对近年在花腰傣中发现的龙凤胎婚姻案例的调查研究表明:"人的再生产"才是乱伦禁忌的源头,"人观"乃是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     

近30年“虚实”范畴研究述评

"虚实"是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中的核心元范畴,它辐射到世界、作家、文本和读者四大层面,涵盖了文学、绘画、书法等不同艺术门类,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和极强的生命力.近30年来,不同学人从哲学、美学、文学、艺术、个案及中西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研究眼光短缺,盲目重复撞车;缺乏对虚实范畴与文学创作实践的关系研究;对两种指向之间关系缺乏科学认识;中西比较时,忽视了各种范畴术语背后的文化的差异;等等.     

论“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理论现状与实践走向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作为编辑学研究领域一种科学有效的引导性理念,改变了学界既有的习惯性思维和研究模式,代表了当今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就。"大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具有历史深度和空间广度的文化视域;"大媒体"指的是信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引领下的媒介融合趋势;"大编辑"则是具有"大文化"视野和"大媒体"技能,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新型当代编辑。它的提出顺应了文化产业化、信息数字化等现实大趋势,也赋予了文化、媒体、编辑这些既有概念新的内涵,揭示了这几个领域间的深层辩证关系。从这一理念的逻辑线索出发,可以预测出相关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发生的趋势性变化: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信息服务在功能、取向、质量等方面的全新转折。     

“形”与“力”:哲学认识对象化的两个路向——兼论中西传统哲学的特点

认识对象并非现成的存在,而是对象化的结果。对象化有两个路向,即"形的路向"和"力的路向"。前者指向结构性对象,其典型形态是物体,体现出"客观思维"的特征。后者则指向境域性对象,体现了"身体的综合"功能。西方传统哲学依循"形的路向",中国传统哲学则依循"力的路向"。两种路向的互补、沟通是现代哲学进步的一个可能方向。     

新媒介时代的身体传播实践——基于对“打卡”的考察

新闻传播学的身体研究长期处于"缺席"在场的状态,近年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播学的身体转向。从伊德"技术身体"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对新媒介典型实践"打卡"的诠释,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新媒介传播中的身体。空间打卡者穿梭于现实和虚拟空间,借助打卡达成社会交往;时间打卡者调和着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通过打卡实现社会区隔。打卡体现了新媒介传播实践的转变:身体和媒介相互嵌入结合,共同生成着流动的身体实践。     

论“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异同

"民主社会主义"是盛行于当代欧洲的一股理论思潮,它试图融合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各自的优点,从而构建一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将"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进行比较,是为了后者更好地借鉴前者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因素。两者在对民主的重视、强调民主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方面有共同点,而在指导思想、民主的性质、民主的最终指向及民主的所有制基础方面具有不同点。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评析

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西方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理解及其做出的分析和评价.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从下向上看"的历史视角;关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强调文化社会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坚持研究总体性的社会历史,强调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结合是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两个显著特点.     

论“差序格局”社会结构下的“大传统”、“小传统”与“超传统”

在前人"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实际,提出了"大传统"、"小传统"与"超传统"的概念,认为"大传统"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道德与文化,其本质是一种私人关系道德,而非公民关系道德,"小传统"是处理家族与家族之间关系的道德与文化,"超传统"则是超越家族而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的道德与文化。此为事物本身。它们都是根源于我国"差序格局"(费孝通)的社会结构,因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本身具有生发不同文化精神的多重趋向,其显性结构形成了"大传统",隐喻结构形成了"小传统",超越结构则形成了"超传统"。此为事物之根源。大传统、小传统与超传统在社会发展中的变量关系为大传统易变,小传统顽固,超传统则代表着世界文化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接近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此为事物之发展方向。     

“后过程法”与第二语言写作教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语言写作教学继"过程法"之后出现了一种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写作教学理论的变化——"后过程法"。文章回顾了外语写作理论发展阶段——"三次转向"与"三种写作观念",尤其阐述了"过程法"与"结果法"的对应与整合,"后过程法"对"过程法"的质疑与发展。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后过程法"在"过程法"的基础上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解释性,体现了语言与內容的整合,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完善教学方法,但还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暂时还不能占据主导地位。     

从“商品”到“符号”——论布西亚对消费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分析

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布希亚的理论结合了马克思的"商品"与结构主义中的"符号"的两种概念,以符号学观点研究社会文化现象.布希亚把物诠释为符号,而符号则构成了意义体系.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基本社会活动,布希亚强调消费体系的主导,并认为消费社会下的意识形态与商品和符号的逻辑一致即商品中的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符号中的能指凌驾于所指从而成为抽象、化约的代表,而这一特征也是后现代意识形态的特质.     

S．D．Krashen理论与多媒体“视听说”教学

s.D.Krashen的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理论强调语言习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可理解输入和低情感过滤;以"学生为中心"的网络与多媒体"视听说"教学则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教学改革实践手段.S.D.Krashen的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为它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文化”概念的古今对峙与美学的抉择——兼论文化、美学与“三俗”之关系

18世纪以后,"文化"概念的定义发生了质的改变,与古典时期的定义两相对峙。古典"文化"强调教化,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意味;现代"文化"则去除了价值判断,主张多元平等。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与现代"文化"概念具有一致性或亲缘性,美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摆脱现代"文化"概念,选择古典"文化"定义。现代"文化"定义和美学共同暗中为"三俗"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理论根据。     

中国饮食文化遗产中“品尝”的人类学解释

中国饮食传统彪炳于世,"品味"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种文化表达和身体体验,然而,学术界从人类学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和身体经验进行的研究非常鲜见,文章以民族志范式对我国饮食的"味道-品味"进行分析,提出我国传统饮食文化遗产中的"反哺"表述,以就教于学术界。     

论“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四个基本理论特征——兼以威尔海姆?赖希思想为例

二十世纪乌托邦精神当代复兴的一个典型形式是"心理学乌托邦主义"的出现,它在承认人是有多种需要的有机体前提下,要求在消除外在强制性的压抑,满足人的本能欲求过后,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从而最终实现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它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人类心灵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人能否真正拥有幸福的未来。在看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心理学乌托邦主义"有四个基本理论特征:其一,强调"内在转变"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其二,强调人格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贯通性与相互依赖;其三,强调个体身上所出现的各种精神疾病是社会病态现实的反映;其四,强调人的非理性和人的潜意识因素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并且,以上诸种特征在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希的思想中的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作为唯物史观“导论”的“经典表述”

学术界通常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解读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或解释框架。然而,这种解读必然要面临"经典表述"的"应用"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外部演绎模式。重新审视"经典表述"与唯物史观整体的关系,呈现新的理解:首先,"经典表述"本身内含实证化要求,必须借助经验实证方法及具体分析通达为历史研究实践本身;再者,"经典表述"更多的指向未来,唯物史观"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许多领域有待开辟,"经典表述"在未来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中起到"导论"的作用。     

走向产城人文融合的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演进、实践探索与机制建设

文化生态学研究经历了从系统论到地理学再到人类学的多重视角和理论变迁,这一理论应用到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中,主要体现为生态博物馆、非遗社区和文化生态保护区3种实践方式,尽管分别存在着理念落地较难、对象不易把握、资源难以协调等具体问题,但总体理念还是广受认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生态保护体系的构建需要走向产城人文融合的方向,一方面要厘清文化生态的内生性逻辑,对指向地理边界的空间关系、指向时间轴线的历史关系、指向异质文明的文化关系和指向个体群体的社会关系有新的认识,使自然、生活、社会和产业4个亚生态圈层处于动态平衡,以整合思维推动文化生态保护的多维联动;另一方面要从全域视角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协调机制,宏观层面强调制度建设和资源整合,中观层面着力构建四大保育体系,微观层面重点强化民间活态保护,以此共同促进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传承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