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非正当利益与政府公共性的回归

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最重要的代表主体,公共利益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所在.政府利益是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混合体,政府既可能体现公共利益,也可能背离公共利益,即产生非正当利益.只有当政府公正地保护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并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才是对其公共性质的回复.有效遏制政府的非正当利益行为需要谋求政府的善治之道,而政府善治的本质在于回归政府的公共性,这既是对传统政府合法性的补救,也是谋求政府善治之道的前行方向.     

政府与公共利益:代表还是代替

政府的角色定位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保障。围绕这个定位,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如何认识政府与公共利益间的关系,两者所体现的行为方式有何差异以及两者的社会结构应是怎样的。相应地,以公共行政学对政府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三种解释范式为理论依据,本文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提出理解两者间关系的三种互补举措:以宪政民主为制度平台、政府扮演"中间人"角色及对公共行政技术规则的有效设计,进而得出政府是代表而不是代替公共利益的结论。     

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一个比较视野下的考察

代议制是现代政府的一般形式,近代发端的政治代表学说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作为代议制的一种类型,代表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野。然而与一般代表理论不同的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的政治代表观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代表理论。本文简要考察了两种政治代表理论的特征,它们在现实中的关系和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具有的意义。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分类管理模式研究

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包括很多组织类型的庞大组织体系，公共利益组织是非营利组织中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组织。政府对公共利益组织实施特别的管理及优惠待遇，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最近十余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行公共利益组织立法。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体系划分存在很大问题，可以依照公共利益组织和一般非营利组织的划分方式，对非营利组织重新进行分类管理。     

国家的悖论与政府的失灵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国家由于自身的自主性,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在必要时有可能牺牲效率,求得公平。公共选择派从经济人的角度,指出了政府缺陷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并认为政府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因为政治家不是经济上的“阉人”,它也有可能犯错误,因而对国家的权力必须限制。而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政府失灵问题并不像公共选择派所讲的那样严重。它们理论视角独特,对国家、政府的研究是一种深化,其学术地位是政治学无法取代的。     

鲁迅和胡适

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部革命史和一部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历史 ,两者本来是统一的。中国现代的革命是历史的现象 ,革命文学也是历史的现象 ;它们的局限也都属于历史。鲁迅和胡适 ,代表着中国现代新型知识分子中两种不同的类型 ,也代表着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两种不同的类型     

公共利益、民企利益与共融发展

民营企业发展的利益范式更多是忽略环境成本基础上的利益寻租，而以公共环境为代表的公共利益具有弱化特征。民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忽略由于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很少考虑环境破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这必然构成企业私有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一致。而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民营企业的个体利益不可能与公共利益自动走向协同，应在政府的主导下构建民营企业与公共利益趋同的利益共同体。     

社区立法必要性探析

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自治组织,正逐渐取代街道居民委员会,成为城市改革的平台,城市管理的“总抓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全国社区建设的实践看,社区建设倍受重视。社区是社会自治组织,占据中介法律地位和行政主体地位,明确社区法律地位,加强社区立法有利于增强社区建设,实现政府公共利益目标。     

政府管制与公共利益维护问题初探

政府管制是政府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管理方式.它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全面发展.在政府管制中,各阶层、群体、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影响政府管制目标的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应鼓励利益集团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公共政策;建立科学的政府治理机制;保持政府管制中的公开和透明;加强政府管制中的监督.     

公务员的道德责任剖析

公务员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责任履行的好坏直接影响政府的声誉与形象。如何让公务员承担其应负的道德责任,已经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公务员拥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也经常会面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对立、行政效率与社会责任的对立,这就要求公务员务必承担道德责任,用好自己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维护好公共利益,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行为的内在逻辑研究——复合利益的视角

政府行为是官员利益、部门利益、公共利益组成的复合利益的反映.三种利益的交叉组合,形成七个区问,政府行为相应可分成七个小类,并归为三种类型.一般而言,利益高度复合区的政府行为可能优先实现,普通复合区次之,单独利益区最后.七种政府行为的可能性大小与优先次序,还与三种利益的力量格局有关.利益的复合状况及力量格局,共同决定着政府的行动.文章以外来工问题为例,对此进行了验证.     

休谟论政治义务与政治权威

休谟认为,社会起源于财产权规则的确定,政府起源于战争,政治权威建立在它所提供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政治义务的根据在于公民的服从行为对于维系政府之存续的必要性;政治义务以政府能否提供公共利益为条件,但不要轻易去反抗一个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有多种来源。休谟的思想在社会的起源、政治义务的根据和限度、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等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混乱和值得质疑之处。     

土地征收中的利益博弈与法律制衡

在土地征收中,存在着政府、被征收人、开发商、社会公众等多方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土地征收应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必要性为前提,以最小损失为原则,由正当程序来决定,以公平补偿为核心,以完善的救济制度为保障。必须看到,政府利益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并时常会侵害公共利益,这也造成了利益博弈过程的复杂性。     

政府绿色采购:逻辑起点、微观效应与法律制度

政府作为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其行为对全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政府绿色采购能够示范地引导社会公众改变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和习惯,塑造起生态消费的消费模式。政府绿色采购的逻辑起点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维护和提倡公共利益,为社会公众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服务。政府绿色采购的微观效应是示范效应和扶持效应。我国应当明确政府绿色采购的主体职责,建立包括政府绿色采购清单制度等在内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制度体系。     

公共精神与公共利益:新时期中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依归

公共精神是外显也是内隐的,是与国家的强弱相关的"软力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管理与政府公共管理的失衡导致部分政府机构、政府官员丧失公共精神,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滥权谋私,不仅造成了"政府病症",扭曲了组织与制度,而且严重侵蚀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正当性的基础,也严重危害了公共利益.本文以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为着眼点讨论新时期中国政府的品格重塑问题,目的在于重温和反思这一被资本、权力、技术遮蔽的研究主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提供价值与精神支撑.     

政府问责视野中的国家精品课程复核研究

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和行政优益权理论分析,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实质上是教育部为向公众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确保优质资源的开放共享,而与申请国家精品课程的高校签订的行政契约,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有权对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给予监督并实施复核。     

由PX事件引发的对我国政府环境责任的思考

PX事件的频发反映我国现今环境保护领域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的激烈冲突。如何规范政府行为,明晰政府环境责任,做到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的统一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途径。深入分析我国政府环境责任的不足及其根本原因,从公众参与角度改革完善我国政府环境责任,是控制规范我国政府行为,加强环境保护,促使政府主动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根本举措。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行政法视野下的公共利益的界定

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是政府征收或者征用私人财产的一项前提条件。目前我国行政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界定,导致公共利益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十分混乱。文章提出应从行政法视野下重新认识和界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井从法律制定、程序设置和司法保障三个方面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间的关系予以调节。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反思与中国启示——基于公共利益与体制变迁的视角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美国传媒业遭受重创,广播电视亦未能幸免。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金融危机以及新媒体的冲击都只是传媒业危机的外因,公共服务职能的削弱才是根源。对美国广播电视业而言,《1927年广播法》所奠定的广播频谱资源公有、委托私人运营的公众委托模式就埋下了危机的根源。在该模式下,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博弈始终伴随着整个美国广播电视业,因而适度、有效的政府规制就成为公共利益的生命线。一旦规制放松,公共利益不可避免为商业利益所侵蚀,这正是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困境之所在。从本质上讲,问题的根源在于广播电视频谱资源的所有权(公共所有)与使用权(私人运营)的分离。从公共利益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美国广播电视的困境进行反思,并重点探讨其可能给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带来的借鉴,是具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