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夷雄列传》中三份彝文宗谱质疑

杨光楣同志在1979年《思想战线》第5期发表了《<哀牢夷雄列传>质疑》一文,引起了史学界对《哀牢夷雄列传》 (以下简称《列传》)可靠性的讨论。笔者亦就《列传》所附三份南诏开国君主蒙氏后裔的彝文宗谱,作一些探讨,虽然涉及《列传》所记的范围极有限,但对《列传》可靠性的讨论,或许会有一点益处。     

南诏《德化碑》作者郑回、蛮利实乃一人

建于唐大历元年(766年)的云南大理县太和村的《德化碑》的作者到底是一人还是两人,说法不一。《中央民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刊载《南诏德化碑》一文说该碑“系南诏国王阁罗凤命清平官(宰相)郑回(汉人)撰文”。但又加“注”曰:“一说为清平官王蛮     

求我山人和《黑水党抗英纪闻》——与季文一同志商榷

《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发表了季文一同志《<黑水党抗英纪闻>质疑》一文(以下简称季文),对《黑水党抗英纪闻》(以下简称《纪闻》)及其作者求我山人提出否定意见。季文认为“作者求我山人姓名不详”;“记事诸多失实”;“夸大了黑水党的活动事实及其作用”;使用了一些较为晚出的词汇,如“加强组织”、“领导”、“印度附庸军”、“帝国主义”等等。     

关于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及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问题

<正> 读了蔡德麟同志发表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上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以及发表在《江淮论坛》1983年第2期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问题》(以下简称《一个问题》),使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和教益。但又觉得二文中有个别论点与史实不符,特提出来向原文作者及广大读者求教。     

对“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论再质疑——答邓广铭先生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发表了邓广铭先生的《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以下简称邓文)一文,针对同刊1978年第4期发表的拙作《<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质疑》提出八点答辨,并重申作者的两个结论:“一、不能把历史上的宋江同《水浒》上的宋江混为一谈;二、历史上只有一个宋江,这个宋江并没有向张叔夜投降,而是在反抗斗争失败后被折可存等人的部队俘获了的。既不曾投降过,当然更不可能有从征方腊的事。”     

也谈如何理解货币流通量规律——与夏慧玲同志商榷

夏慧玲同志在题为《相对剩余价值和货币流通量规律之我见》(以下简称《夏文》,《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一文中,对姚正学同志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的题为《对货币流通量规律补充公式的质疑》(以下简称《姚文》)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看后,在某些问题上颇受启发,但同时感到《夏文》的基本观点似难成立。     

再论真理包含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答陶胜先同志

读了陶胜先同志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上撰写的《对<真理包含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一文的几点质疑》(以下简称陶文),很有感触。真理同错误的关系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确有必要讨论清楚。     

屈原不是少数民族

<正> 一九八一年《吉首大学学报》(文科版)第一期发表了龙海清、龙文玉二同志的《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同年《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二期发表了蓝瑜、肖先治二同志的《屈原族别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两篇论文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考证屈原的族别属于苗族或苗、黎族。《初探》首先考证屈原老家秭归是苗区;其次从血统上,认为屈原“本属苗姓”,是苗族血统成员;最后,作者从语言、文化、风俗、民族心理特征等方面论证屈原具有     

不能排除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所有制的存在——与李光远同志商榷

<正> 李光远同志在《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的《劳动力所有制论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制的否定意见。这里我试就《质疑》提出的部分问题,谈点不同意见,以求教于李光远同志。一、关于所有制关系的对象问题。《质疑》认为,在最初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一般中,所有制关系的对象仅仅是生产资料,“劳动力是劳动者占有自然的能力,是占有关系中主体方面的因素,不是占有的     

《南诏德化碑》与先秦经典文学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本文从文学角度对《南诏德化碑》作者的创作动机,碑文与《左传》、《诗经》等先秦经典文学的对照,论述其受先秦文学影响的根源问题。     

关于《<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中的几个问题——答倪正茂同志

拙作《演绎推理的新形式》一文(参见《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发表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倪正茂同志的《<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以下简称“倪文”),就是一篇反对者的文字。倪文有合理因素,但更多的内容,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倪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已超出了拙作的内容,涉及到基本理论,在此也不妨一并加以讨论。这里须首先申明,拙作关于     

《〈红楼梦〉作者新考》之失误

1990年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发表赵国栋先生的《(红楼梦)作者新考》一文(以下简称《新考》),洋洋洒洒两万言。笔者在细读全文之后,觉得《新考》的材料是丰富的,论证也是充分的。但是,其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分析方法是牵强附会、取其所需的。在此,笔者只想借用《新考》中所引用的材料(重点号笔者加,下同),来谈谈自己对《红楼梦》作者的看法,借以向赵先生请教。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答黄瑞云先生

<正> 《安徽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黄瑞云先生的《司马迁生年考》一文,对拙著《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见《兰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考辩》)有关生年部份提出质疑。读了黄先生的文章,对我有所启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将拙见陈述于后,请黄先生和学术界同志批评指正。一考查司马迁的生年,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唐人的两条注释。据张守节《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从太初元年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应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也谈规范逻辑方阵

规范命题间的关系,是逻辑问题,也是法学问题,《法商研究》95年第四期发表的《规范方阵之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思想,但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现写出这篇文章,同《商榷》一文的作者进行讨论。     

《水浒》是由“元人施耐庵”“纂修”的吗?——与王利器先生商榷

《文学评论》今年第三期发表了王利器先生的《<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一文(以下简称《纂修》)拜读之后,深受教益。王先生新发表的这篇《纂修》提出了《水浒》的三个来源论,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据三个祖本综合编纂而成,除了源于梁山泊、太行山两个系统的本子而外,还有最后出现的施耐庵的“的本”,而施即元的书会才人施惠。因此他的结论是《水浒》百回本当成书于元时,云云。我认为《纂修》一文的发表,有助于学术界对《水浒》成书时代及其作者为谁,是一人还是几人,以及有无施耐庵其人诸问题的讨论。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十分复杂,向来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人们读《纂修》以后有所质疑,自在情理之中。我前些时发表的《<水渤>祖本探考》一文(《江汉论坛》1982年1月号。以下引此文时简称《探考》)的主要论点与所采取的方法,亦颇有与王先生相左之处。王先生在文中且明谓“时贤又有《水浒》成书于嘉靖年间者,此说亦非”之语,亦似针对拙文而发。因此不揣浅陋撰成此文,敬以质之王先生,并对《水浒》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之说申述如下:     

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质疑

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质疑岳珍《文学遗产》１９９７年第３期发表的《对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以下简称《序考》），披露了《义乌南阳叶氏宗谱》（民国丁卯重修本）中遗存的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以下简称《谱序》）。文章的作者对这篇署名苏轼的《谱序》...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

黄霖同志在1983年第三期《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我在次年第三期《杭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提出质疑。现在拜读他的《答疑》,再写此文以作商榷。《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以及它的成书年代迄今仍是众说纷纭。对各种说法以及有关的论证进行必要的检查,从而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我质疑的目的,黄霖同志对此想必也有同感。     

《“夜来香”》不是鲁迅佚文吗?

《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刊出了《“夜来香”》,同时发表了胡奇光同志文,考证此篇当是鲁迅佚文.陈福康同志在该刊同年第2期上发文对此提出异议.我在1979年第6期该学报上发表了《<“夜来香”>应是鲁迅佚文》,不同意陈文中的种种有疏误的说法.福康同志又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6辑上发表了《<“夜来香”>是鲁迅佚文吗?》一文,其中对拙说作了批评.但我读了此文后,感到陈说的纰漏愈来愈多,因而愿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有关《对扬补释》的几个问题——答林澐、张亚初二同志的质疑

拙作《对扬补释》(下文提到时简称“《补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4期.该刊1964年第5期载有林澐、张亚初二同志所作《<对扬补释>质疑》(下文提到时简称“《质疑》”)一文,对我“对扬王休”复原礼典的考释作了全面否定,竭力为“旧注”辩解,誉为“文意畅通无阻”.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当放弃浅见.但按之事实,二位自称“全面考察”既未必全面,且竭力衍述“旧注”又仍然未能使其畅通,为此就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向二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