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女”到“烈女”——兼论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

对于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史家撰述正史《列女传》的取材标准经历了由"列女"到"烈女"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始于《新唐书.列女传》,最终定型于《宋史.列女传》导致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社会中在以父权-夫权为主导的性别制度下,主流价值观对"妇德"的话语变化。而正史《列女传》取材标准的变化,既是历代妇德观念的反映,也是父权-夫权性别制度下对于女性妇德的要求与塑造。     

试论《老子》道家学说的易学情结

《老子》产生之时代乃春秋末期 ,而春秋末期则为卜筮之事盛行之时代。从《老子》书看 ,其有诸多文句和思想与春秋筮辞有关。是《老子》早于《易传》将《易》由卜筮向义理方向的发展推进了一步 ,后世《易传》中保存和吸收了诸多《老子》道家的思想和观点。以此言 ,《老子》是《周易》古经到《易传》十翼的过渡环节 ,其在中国古代易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张载《春秋说》初探

张载佚著《春秋说》,南宋以来之官私书目屡见著录,并被诸多《春秋》学著述称引。此书非张载手定,是其门人缀辑乃师讲说《春秋》的言论而成。在学术界的宋代《春秋》学论域中,张载《春秋说》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据初步研究,张载《春秋说》的思想特征为：尊孔孟,重六经,知礼义,明褒贬,尚心解。张载阐发义理,强调＂以经解经＂和＂理明义精＂。皮锡瑞认为,张载等北宋五子＂说《春秋》皆有特见＂。南宋胡安国等继承张载《春秋说》的相关思想,评价其说为＂精要之词＂。     

论《史记》“鸿门宴”真相

司马迁《史记》中＂鸿门宴＂一段文字是借鉴了陆贾《楚汉春秋》而写作的。因为《楚汉春秋》渗透了统治者的意志,＂鸿门宴＂所写并非真正的历史事实,具有创作痕迹。＂鸿门宴＂实质上是项羽和刘邦就关中地区统治权展开的政治会谈,项羽兵不血刃地得到关中,而刘邦得以保命。＂鸿门宴＂文字重点叙述刘邦集团,放在《高祖本纪》中更合适。     

掇其精粹 订补申说--《左传会笺》影响《春秋左传注》的几种方式

《左传会笺》为20世纪初《左传》注释的重要著作。《春秋左传注》晚出,能海纳百川,富采旧注,择撢群籍,遂有驾旧轶往之势,在《左传》训释诸书之中,最为称首。作为往籍旧说,以《左传会笺》之重,自然纳入《春秋左传注》参考权揆之范畴。对比分析两书,可以看到《春秋左传注》受到了《左传会笺》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基本接受、约取其意、取其精粹、作以申发等几个方面。这种对比分析,为正确评价《左传会笺》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深入理解《春秋左传注》的学术成就和特征提供了一种途径。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韦昭《国语》解对《春秋》经传的征引

韦昭《国语》解大量征引《左传》的内容,其作用在于交代《国语》所载史实之背景、补足历史事件的因果以及通过对比两者的文字达到疏通文义的目的,便于读者更为全面地掌握《国语》正文。此外韦昭也通过征引《左传》为《国语》作解,来达到考辨史实细节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征引拉近了《国语》与《春秋》经传的关系,提升了《国语》的史学地位。     

清代传奇《草木传》考略

清代传奇《草木传》的作者并不是蒲松龄,系后人伪托。依据《草木春秋药会图》中邱世俊《序》和作者《自叙》及相关方志文献,可认为《草木传》的作者是郭廷选。郭廷选,字秀升,山西壶关人。该传奇是依据汪价章回小说《草木春秋》改编而成的。郭廷选创作该剧,一方面以戏剧见才学,庋藏其博物多识和医药学问;另一方面略以寄慨,寄托其"立功勋"、"定华夷"的理想与抱负。     

读《诗经》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首。     

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推崇孔子，并把自己写作《史记》比作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多次引用孔子及其《春秋》之言语，甚至以孔子语代言．《史记》的撰著，深受孔子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和寓论于史的修史方法的影响．     

章回小说叙事的《春秋》渊源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在精神与叙事笔法上,均与《春秋》存在谱系上的渊源关系,源于说话的章回小说,亦不例外。它的以事见义的叙事目的、决断去取的叙事伦理、直书其事的叙事法则以及尚简用晦的审美追求,均来自于对《春秋》的自觉继承。小说家以《春秋》为法,组织叙事;小说批评家以《春秋》为断,判分高下。被历代奉为经的《春秋》,是操纵章回小说叙事的内在规则,是掌控小说话语的范导性原则,也是深含于中国各类叙事文体中的元叙事。只有认识《春秋》这一元叙事的意义和作用,才能破译出章回小说所隐含的叙事密码,解析出它内蕴的文化信息。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赵晔《韩诗》学表微

东汉会稽学者赵晔素以《吴越春秋》饮誉学林,但其本位身份乃是研究《韩诗》的经师,故《后汉书》将其列入《儒林传》,以明其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经学领域。赵晔师从东汉《韩诗》学派大师杜抚,撰写了三部《韩诗》学著作,并影响了会稽地区的学术氛围。遗憾的是,赵晔的《韩诗》学著作已全部亡佚,现已无从了解这些著作的具体内容。但就散见各处的相关史料细加钩稽,仍可大体考出赵晔《韩诗》学的渊源、著作及影响,从而较为客观真实地还原赵晔《韩诗》学的基本面相。     

《左传》婚恋叙事与春秋文化精神

《左传》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春秋信史,但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却使女性与婚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社会变革中的礼法规定与自身不可磨灭的人性诉求,《左传》婚恋中的女性有着"守礼"与"非礼"的双重表现,某些非礼性关系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家国之乱。《左传》婚恋叙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春秋文化从"天命"转向"人道"的精神轨迹。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孟子"《诗》亡"说的整体之思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诗》亡"包含了文章样式的颓败、经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与文明样式的衰微.在王道衰微霸道兴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为王道政治奠基的《诗》经衰亡,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经兴作.     

《春秋》家与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

考察<史记>汉魏时期之流传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但却向为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与<春秋>家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与<史记>流传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其事迹稍可推详者,如杨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陈元、段肃、冯衍、班彪、班固、杨终、延笃、颍容、谯周等则多具<春秋>学渊源,而且不少人本来就是以<春秋>名家.<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迁<史记>列入"六艺略"的<春秋>家,是深切其实的.<史记>是西汉中期方兴未艾的<春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春秋>家之"一家之言"     

《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