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与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法运行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作为司法过程一环的量刑活动必然要遵循此原则,当前我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也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罪刑法定原则对量刑规范化提出了明确性和适当性这两个要求,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更多实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却难以完全实现其适当性的要求.由此,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寻求明确性与适当性之间的平衡.     

法文化视域下“婚内强奸”行为的罪与罚

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婚内强奸"行为持一定程度的默许态度,文章探究这一现象背后蕴藏的法文化肇因,评析婚内强奸行为反对论者的观点,鉴于我国该制度法文化肇因,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将婚内强奸行为应列为亲告罪并按强奸罪定罪量刑。     

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剖析

随着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量刑不公问题已经受到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发生量刑不公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现行的量刑程序模式无法解决量刑自身所存在的固有问题,而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正是解决量刑不公问题的一剂良药.对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理论问题以及独立量刑程序中三方主体权力(利)问题进行深层次审视与反思,可以为中国从程序上对量刑问题进行有效规制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对刑法第383条贪污罪刑罚配置的思考

刑法383条的主要以概括性数额加情节量刑标准设置刑罚、罚金与没收财产并存的附加刑、对严重的贪污犯罪分子配置终身监禁。但概括性的贪污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导致适用法律过于灵活;对被判处死缓依法减为无期的严重贪污分子终身监禁,不得适用减刑、假释的规定,违背司法人道精神,以不利于贪污犯罪分子改造。现行刑法第383条的刑罚配置有待完善和修正的空间,但需考虑到刑法规范的安定性,当下可以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83条贪污罪刑罚规定予以明确、细化,限制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的适用。     

论司法人员的刑法解释权

我国立法理论不承认司法人员享有刑法解释权与司法人员实际在行使解释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出现了实践反对理论的局面.立法者禁止司法人员解释刑法的哲学根基在于对理性的绝对崇拜,目的在于防止司法腐败与司法专横,但二者其实并无必然的联系.为使抽象正义到具体个案正义得以实现,应建立以司法人员在个案适用中的刑法解释为核心的刑法解释体制.司法人员解释刑法的主体为侦查人员、公诉人和审判人员,其载体一般为司法文书.     

论刑罚的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问题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基础的定位不清,即刑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不清.传统刑法关于刑罚目的"报应与预防的统一"的界定仅仅是从行为中心主义理论出发的阐述.事实上,刑罚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行为中心主义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犯罪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刑罚的理论基础研究应从刑罚的设定--量刑、刑罚的执行--惩罚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能混为一谈.量刑与犯罪具有质的同一性,亦应以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惩罚则只能以行为中心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混淆量刑、惩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就会使刑法理论、立法建构出现问题.     

中俄犯罪构成理论刍议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在构建之初学习前苏联的模式,认为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俄罗斯刑法理论已经修正了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认为犯罪的外延大于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中没能容纳的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都由犯罪概念加以补充,这一理论进步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但中国刑法理论与前苏联及俄罗斯一样,都把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之外存在诸多影响刑事责任的成立及其程度的主、客观要素;司法实践证明,仅以犯罪构成来定罪而无视其他主、客观要素的价值 ,将不足以支持量刑.构筑合理的犯罪构成理论乃是中俄两国刑法理论走向成熟与发展的必经之途.     

中国刑法义务冲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义务冲突理论虽然作为刑法的理论由德国学者提出,在理论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终究是没有在刑法典中体现,只是在一些司法判决中运用这种理论解决了一些紧急状态的案件。在中国现实生活中也是经常出现这种紧急状态的事例,与此相对的事实是司法判决中却鲜见运用义务冲突理论的实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刑法理论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提倡这种理论,以更好地解决行为人处于多项不能同时履行义务时一系列的问题。     

引领与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意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引领与司法构建两个层面。在立法引领层面,中国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的内容,推进了刑法再法典化的进步,同时促进了民权刑法观、安全刑法观、系统刑法观立法理念的生成。在司法建构层面,中国刑事法治领域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另外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形成了注重人权保障、注重犯罪预防、注重刑法教义学构建的司法理念。深入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刑法理念的重大变化,对探索与发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日后的刑事法治建设亦大有裨益。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建构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应用，在有效地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等难题的同时，也在技术化路径上推动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面临着司法裁判的暗箱决策风险、算法歧视风险以及量刑结果的可解释性风险。这无疑对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挑战。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司法适用，推进“智慧法院”深入改革，应当在现行法治体系的基础之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采取“概括式+肯定式和否定式列举”结合的模式来设定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合理使用范围；建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问责制度，将责任机制与行业准入制度相挂钩；建立法官提示制度、量刑方式选择制度、被告人技术异议回应与抗辩制度等被告人数字权利保护制度，进而实现司法智能化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发展。     

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发展隐忧及完善路径

当下,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司法裁判、司法推理以及司法量刑等领域。其在进行裁判、推理及量刑的过程中也引发了诸多发展隐忧。如算法裁判易威胁司法自主、算法推理易影响实质正义、算法量刑易冲击审判中心主义等。为了排解上述隐忧,需要明确算法裁判的辅助性地位,确定算法裁判的应用范围以及责任归属,建立算法推理的可修正技术正当程序,不断完善人机协同的算法量刑新模式,从整体上提升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实效。     

刑法教义学视阈下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

在刑法教义学的视阈中,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理论不是真正的犯罪构成理论,其仅仅是刑法理论的一个意识形态标签。真正在指引刑事司法实践,并具有实证法基础的,是"罪———责"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它包括犯罪行为判断和刑事责任判断两个阶段。但是,我国主流刑法理论却错误地将其概括为罪责刑模式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该理论对"刑事责任"概念的理解存在方法论的偏差。相比之下,罪责模式理论赋予了"刑事责任"犯罪论机能,并将其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之中。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适应性调整研究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制定是增强量刑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举措,旨在弥补刑罚适用中的僵化,促进个案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法律制度。当前酌定减轻量刑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判决过少、缺乏有效监督、操作程序繁琐、适用途径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而酌定减轻量刑权能否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运作,取决于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量刑程序能否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相关摸索和有益尝试。     

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的 法治逻辑悖论 ——基于2017年公布的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法律表达

刑事立法通过刑罚尺度将犯罪配置为轻重不等的级别,既是人类公平理性的刑罚体现,也是实现刑法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贪污与受贿并重惩罚"的刑事反腐策略面临理论上的正当性质疑和法治逻辑悖论,在刑事立法中法定刑的配置应逐步实现由政策模式到法理模式的转型,更多地从司法实践经验中汲取规律并与既有理论相互检验,致力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调和。通过2017年中国司法实践中2097份贪污罪和受贿罪刑事判决书的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受贿罪而言,法官在刑罚的裁量中倾向于对贪污罪判处更重的刑罚,具体量刑上"有索贿情节的受贿罪>贪污罪>受贿罪"。并轨制立法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法益侵害、不法内涵、犯罪生成模式、责任程度等实质差异,决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立法上应采分离制。     

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分析

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关系到司法实践中对防卫过当正确地定罪量刑，但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防卫过当理论中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因此，本文探讨学者专家对此问题的诸多观点，运用罪过理论结合防卫过当的特点，研究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论期待可能性的体系定位及运作机理

在刑法发达史上,规范责任论取代心理责任论之过程,就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不断丰富发展之过程。它既是责任根据转变的关节点,又是阶层体系合理细化的标志物。我们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在尊重人类智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既有理论,吸收其合理成分以充实社会危害性理论,使其作为社会危害性理论与法规范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规范中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前置判断、犯罪证成、量刑斟酌、后置检验。     

药品犯罪刑事司法治理模式的实践检视

通过对药品犯罪司法惩治现状的梳理,发现既往犯罪治理的重点在销售端,对生产行为与帮助行为的查处有限;司法认定中偏重缺陷药品的形式评价,而对药品危险性的实质评价不足;量刑环节报应色彩较重,弱化了刑罚预防功能。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以后,这种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缺陷药品性质评价复杂化、缺陷药品证据认定标准复杂化、犯罪故意司法认定复杂化的挑战。为此,应当拓宽缺陷药品的证明方式,通过司法推定的反驳机制,合理限制主观明知的司法扩张,限缩妨害药品管理罪中具体危险的判断规则,加强对缺陷药品的源头治理,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效果。     

逆防卫之探析

1997年新刑法对正当防卫进行了修改并设立了特殊防卫,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但同时,也对犯罪人的人权构成了威胁。笔者通过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正当防卫理论,从均衡犯罪人与受害人权利的保护角度出发,对逆防卫理论存在的合理性、逆防卫的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与司法实践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中心问题,是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分析被告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定罪量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因果关系是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各种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便是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种形式。一个现象或事物引起另一个现象或事物的产生,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这便是哲学上因果关系的基本含意。 《刑法学》中没有什么特殊的因果关系理论,它只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研究刑事案件中…     

量刑听证的程序规制

量刑听证是法官以听证会的形式,结合量刑前调查报告,在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平等对抗、其他参与主体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对被告人量刑作出裁决的一种特别程序。该程序分别从司法裁判、被告人、被害人、公诉机关四个维度发挥重要的程序效能。然而,中国目前量刑听证的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亟须通过量刑听证具体原则的指导,提供量刑听证规则制定的参考依据,明确量刑听证的适用案件范围,完善独立量刑阶段的制度建构,实现以程序制约量刑裁量权的目的,最终促进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