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以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的司法审查为例的分析

刑事诉讼程序包括刑事审前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及执行,刑事审前程序包括刑事侦查程序和刑事起诉程序.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对侦查措施的事前审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的立法及实践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发展的进程,体现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水平.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和2012年两次重大修改之后,虽然其他相关制度和程序均有显著修改、完善,但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变化却十分有限.深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问题,除了加强、完善关于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还需要研究增加关于涉案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司法审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刑事强制措施适用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强制措施适用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适用数量上的羁押率高、非羁押率低,适用目的惩罚性强、保障性低,适用内容随意性强、确定性弱.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立法的不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功能的失调和侦查能力的不足以及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要改善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就必须明确适用条件、完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明确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水平,建立证人保护制度.     

简论刑事公诉制度的定位与改革

根据起诉主导权的归属,刑事公诉制度可以分为司法控权与检察控权两种模式.我国刑事公诉制度具有司法控权模式的外观,但在实质意义上,却表现出更多的检察控权模式的特点.以此制度定位出发,我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改革,应以促成庭审实质化为目标,走向彻底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

随着《宪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的修改,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发生了较大的调整,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纵深化的背景下,检察机关进行了内设机构的重塑性改革,"诉讼监督、指控犯罪和权利保障"三位一体的新时代刑事检察格局基本形成。刑事监督的专业性整合、公诉职能的适应性调整和权利保障的阶段性提升,使重塑后的刑事检察成了刑事审前程序中最主要的权力形式。我国检察机关不仅可以通过调查核实权和审查逮捕权等对侦查机关进行监督,还可以通过审查起诉控制审前程序的流程。同时,其还肩负着保障诉讼权利的职责。毫无疑问,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占有主导地位。     

论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

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不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三者权力的等量性,而是指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关系,足以使其对权利的不合法、不合理侵害降低到最低的一种状态。以此为标准检视我国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制度之不足,我们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如下制度:建立健全检察监督与检察控制机制,促进侦查、检察权力的均衡;完善控诉、审判互控机制,促进控诉、审判权力的均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将司法权引入侦查阶段,实现侦查、审判权力的均衡。     

论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强制措施

从反恐怖法来看,各国普遍规定了一系列打击恐怖犯罪的强制性手段,赋予了法律执行部门更大的权力来预防、侦查和打击恐怖犯罪.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许多传统司法原则被重新强调或被灵活调整.我国应积极吸取西方国家在打击犯罪能力、保障人权水平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遵循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完善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刑事强制措施.     

社区检察制度刍议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犯罪”概念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并被刑事司法界广泛使用，犯罪防治亦进入社区司法时代。作为社区司法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检察致力于在刑事司法机关、社区及社会机构间构建起伙伴关系，解决社区犯罪问题、提高公共安全以及增强社区生活质量。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检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检力下沉力度逐步加大。社区检察在理念及制度设计特别是在犯罪防治等方面都颇有现实借鉴价值。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六大质疑之消解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起诉以及审判各阶段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使得刑事和解法制化。尽管如此,我国学者对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充满质疑,包括侦查机关对事实调查的懈怠、对裁决理性和中立的怀疑、腐败滋生的可能、犯罪预防效果下降、司法效率的降低、公众满意度不高等六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对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问题进行辩证思考,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