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料的搜集及其意义

摘要：随着年代的推移与史料的不断发掘，三线建设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攀枝花作为三线建设工程中的“龙头之 一”，自然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目前现存史料主要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三大 类。对相关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及应用方法的探索皆对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构的基础

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与建构需要大量而充足的史料(作品、文献),所使用的"史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上有不少伪造文献和伪作,给史学的研究与建构带来了干扰和难度。无论是何种专门史的建构,都需要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同样如此。"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史境"这一概念,包含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即强调历史中各种环境之综合。史境与史料(作品、文献)直接发生联系,没有脱离"史境"的"史料",也没有无"史料"的"史境"。故此在"史境"中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和解读其各种含义,史料才是有效与有价值的。"史境求证"是建构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有效的基本工作。     

论方豪对台湾史的研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史研究 ,受“史料学派”的影响 ,大多学者埋首于整理史料 ,以辨别史料真伪、发掘原始史料为主 ,方豪即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代表。他在台湾史料的介绍与校订 ,尤其是整理研究方志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为后来的台湾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今天 ,台湾史学界仍然对史料有着足够的重视。当然 ,在整理史料的基础上 ,方豪也做一些研究 ,其解释性观点也未能脱离当时的史学主流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顾炎武与明代邸报

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在考察明代历史过程中,非常注重邸报的史料价值。他关于邸报“唐时已有”的论断,迄今仍是支撑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从顾炎武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邸报作为史料具有极高的存史和证史的价值;以往发生的新闻,是考察历史不可忽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和证据。“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顾炎武的治学经验和人生经历在这一方面留给后代的启示十分丰富。     

挖掘原始档案文献、重现澳门史原貌

作者在澳门《行政》总４４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在中葡两国史料未通过翻译为对方历史研究人员充分掌握之前 ,一本澳门史的编写不可能具有科学性和历史真实性。既然我们承认 ,澳门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 ,那么其５００年沧桑也应由两国学者根据双方的史料来撰写。这样 ,才可能有一部不带定语的澳门史 ,即一部有共识的澳门史问世。近年来 ,澳门、祖国内地及葡萄牙对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出版予以一定的重视 ,尤其是澳门基金会在此方面起步较早 ,成绩逐步显现。澳门基金会策划、出版的史料计有 :《葡中关系史料汇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马楂多…     

史料学体系问题之我见

建国后史料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早已被提出。但长期以来这个学科并未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尽管有近十部有关史学概论和具体史料学方面的专著问世,但对史料学的学科体系问题仍缺乏全面的论析,迄今尚未解决。本文拟就史料学的学科体系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史料学在历史科学的地位 众所周知,历史是表示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分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历史科学则是专指研究与自然界相联系与制约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又可分为研究客观历史的具体史学和研究史学自身的史学学。具体史学,系指对古今中外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史学学,系指从纵向研究     

对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再思考?

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认识是否可信,一直是史坛争论的焦点。《说文解字》、《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导论》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而事实上,过去的一切皆为史;而历史认识也只是相对真理,历史实际的纷繁复杂性、史料的不完整性和待考究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都决定了不能完全认识历史。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博学 慎思 笃行——读魏良弢师《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

魏良弢先生的《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充分利用汉文和非汉文史料相互印证,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在对喀喇汗王朝历史和西历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的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修订自己的观点,充分显示了治学中的“慎思”。在开展西域史学术研究中,做到了“知行合一”。     

史学史的课题及其范围

如果人们把史学史仅仅归结为一种提纲(如同另一种的“书名录”),或把它编纂成一种松散的编年形式的历史学家的长编,那么它将一定是一门很有限的学科。一旦我们决定要仿效科学家,并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领域中细心考察,探幽索微,那么半途而废也许是一种过失。如果我们从历史中抽象出某种确切的史料(例如,那些同史学史研究有关的材料),也不一定需要再次重现它们第一次出现于编年系列上的内容,因为这些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

对“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罗家伦的地位毋庸置疑。他留欧时受好友影响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初步确立近代中国历史的时限和主题，强调史料搜集是著述科学“近代中国通史”的基础，希望借此贡献中国学术。回国后更是积极宣传提倡，尝试为近代中国史料整理提供纲领性指导，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史料搜集整理提倡与著述难于下笔的对立，也反映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真实贡献，以及彼时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认识。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主题的嬗变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启示

现代西方"实证史学"强调历史研究要尊重事实经验,且一切必须局限在主观经验的范围内,不能超验应用。而"材料史学"更是将史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强调到了非常不适当的地步,以至于提出材料就是一切的"无‘论’历史"的主张。与之相反,无论新康德主义者抑或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史学主张,则将历史视作史家对史料的主观认知史、生命交感史、价值创造史、批判考察史、当代生成史和思想重演史,极大地凸显了历史哲学的主体性本质和思想性内涵,拓宽了历史思维的新生之域和多维视界。但由于其忽视了对历史本体及其实践基础的研究,导致了历史认识的"唯我"归宿和思想通病,又使史学方法及价值本身面临质疑,这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研究极具理性启示。     

应当重视辩证思维的民族特点——《中国辩证法史》序

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曾较长期地坚持以“中国辩证法史”作为集体科研的一个重点课题。最初的动念,是基于对“文革”10年中形而上学猖獗、斗争哲学横行这一理论思维教训的反思,试图通过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矛盾运动的深入总结,重新发掘民族传统中的哲学智慧资源。为此,我们依靠集体的持续努力,在80年代中多少取得一些进展。首先,系统整理了有关古代及近代辩证法史的文献资料,奠下一定的史料基础;其次,就辩证法史研究中一些特殊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一些共识;同时,以此为专业方向培养了多批研究生,指导他们完成了多篇学位论文,积累了一些专人、专题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逐步     

傅斯年对明清史研究的贡献

傅斯年治史的重心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但有一个时期,他对明清历史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匠心独运地进行了明清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明清史事的探讨。本文拟就傅斯年对于明清史的研究及其贡献作一评述。一、领导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傅斯年把史料看是史学的生命,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所以,在1928年他组建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号召所内同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志趣》中指出:“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们毁坏亡失。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及其出版物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其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简称“中央党史会”或“党史会”。它成立于1930年,主要任务是征集、研究、编印并保管中国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及其史料。它同“中华民国国史馆”(1947年成立)、“国防部史政局”(1947年成立)并列为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三大史政机构,活动至今。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依其所在地的不同,可区分为在大陆时期和在台湾时期两个阶段。     

文献史料浅论

近人梁启超在谈到史料时指出:“得史料的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所谓“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主要指史迹遗存,它包括原始人类化石、石器、陶器、金属器物、建筑遗址、墓葬和各种遗物。这一类史料,大都属考古学研究范畴,本文不拟述论。这里着重讨论由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史料,即通常讲的文献史料。下面笔者就有关文献史料的问题,表一管之见。一最早把文献作为史料去研究历史的是孔子,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认     

揭穿“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极右实质──剖析梁效黑文《读〈盐轶论〉》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五七三页）。“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也正是这样。他们在《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①这篇黑文里，借古讽今，影古射今，歪曲史料，伪造历史，以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因此，剖析这篇黑文，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极右实质。 （一） 为了配合“四人帮”的所谓“反回潮”，梁效在黑文中肆意歪曲盐铁会议论战的性质。他们胡说：盐铁会…     

新诗活态史料的发掘与保存——以《重庆诗歌访谈》为例

《重庆诗歌访谈》是近年来重庆诗歌研究收获的颇具代表性的史料性著述,通过围绕诗人自身创作总结、诗歌历史与现状、诗歌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三大重点话题,对现当代重庆诗歌发展作全面“摸家底”和深度观照,是一项充满积极诗学意义和深刻影响的新诗活态史料发掘工作及诗歌基础研究工作,对当前及今后的重庆诗歌发展和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发掘保存工作不无裨益及启示。     

《战国策》纵横谈

《战国策》一书,自班固《汉书·艺文志》起,就归入《史记》一类史书中。除晁公武《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改归子部纵横家之外,一直作为历史书籍相沿至今。与此相关,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中,《战国策》几乎毫不例外地和《左传》、《国语》等一道,放在历史散文或史传文学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把历史书籍限制在真实记载历史事件过程和历史人物言论(所谓“记事”、“记言”),而不是所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记载都算作史书的话,《战国策》属于史书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云梦秦简《大事记》等的出土,给战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可靠的史料。经过学者们精审严密的考据,发现前人过于相信了《战国策》记载的真实性。司马迁《史记》中不少引用了该书的地方结果明显失实,前后混乱。缪文远《战国策考辨》论证,书中不但有一些失实、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评介

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是一切史学工作者追求的最终目标。要做到这点,首先是史实的准确无误,其次是对历史的论断准确。这实为史学界的一个旧话题,即研究历史必须首先以史实为依据。明朝史学家王世贞称用以编织史著的材料为史料,并认为没有材料是无法凭空架构历史的。因为史料一词准确地表达了材料与史著之间的关系,故而被后世沿用至今。我国是一史学大国,除浩如烟海的史著外,举凡文集、方志、碑铭、笔记及至家谱、诗曲,莫不有史料之用;近代的考古成果也被公认为史料或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十数年来,档案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