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特质与李商隐政治诗

李商隐的诗歌是"优美"的,但其诗歌也有"崇高"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李商隐政治类诗歌的创作中.以郎加纳斯的<论崇高>为基点,探求李商隐诗歌中的"崇高"特质及其表现.     

杜甫的"真情"与李商隐的"伤情"--唐代诗人个性心态及对其诗歌的影响探析之三

个性心态在形成杜甫诗歌"真情"与李商隐诗歌"伤情"中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而对个性心态的探讨是对他们诗歌丰富的内涵和艺术风格做更深层次探讨的基奠.     

译者主体性与李商隐诗歌英译的多元阐释

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是因为: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必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哲学阐释学的相关理论,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是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方面探究李商隐诗歌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内在本质,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中晚唐二李诗歌的兴象美比较

李贺与李商隐的诗歌意境大多虚荒诞幻.传统文学观念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其艺术功能,以至后人对二李诗歌的"模糊"意象褒贬不一,或片面认为李商隐步李贺之后尘.比较二李诗歌兴象的美学特征,一日情势,一日情韵.探讨其诗歌艺术的成因,乃在于有普泛的宗教意识的渗透.但由于不同的社会心理对诗人审美体验的影响,故有各自的审美追求.     

"温李"齐名与唐末诗歌的演变趋向

清代以来,温庭筠、李商隐诗歌地位的巨大反差遮蔽了晚唐五代诗歌史流变的真实面貌.事实上,温庭筠诗名雄霸晚唐,他的人生遭际和倔强个性在唐末产生共鸣,温诗对唐末五代诗歌的影响远在李商隐之上.唐未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诗人普遍效法温庭筠的诗风和笔法.唐末诗歌对温李二家的不同取舍,显示出晚唐五代诗歌的走向及递嬗规律.从中唐开始的文学俗化倾向发展到温庭筠时代,已然和雅文学分庭抗礼,到唐末五代文坛终于形成整体性的时代特征.     

李商隐诗歌的“虚静”之美

"虚静"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中重要的精神和范畴之一,文化内涵丰富复杂。"虚静"源于道家哲学,也与佛家义理相契合。李商隐可谓佛道双修,他的诗歌必然会有"虚静"文化精神的涵养。李商隐诗歌中的"虚静"之美很独特,"虚"主要体现在意象意境的虚无缥缈、情感的虚泛朦胧之美、虚中有实的创作手法,"静"主要体现在诗歌中静的审美趋向、诗歌呈现的静美意象、静中有动的创作心理。李商隐不仅在创作心理和文学意境上受到"虚静"的影响,更有着超越了具体物象而与"虚静"本质相契合的精神。     

从结尾艺术解读李商隐诗歌

李商隐精心锤炼诗歌结尾,往往以议论和唱叹结尾表达情思;用疑问、反诘、感叹结尾宣泄情感;借典型细节描写结尾表达主旨;用白描造境结尾抒写襟抱.这四点共同构成李商隐诗歌独特的结尾艺术.把握结尾艺术、从末句入手是解读李商隐诗歌,准确理解其诗歌主旨和情思的捷径.     

李商隐诗中柳意象分析

在李商隐诗歌中,柳树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意象频频出现,且包含的情感内涵各有不同.李商隐笔下的柳意象按其生长的生态顺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柳、繁柳和衰柳.按三种情况分析李商隐的诗歌,以具体分析柳意象在不同状态下所表达的诗人的主要思想情感.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与李商隐的诗

"汉朝情结"是由唐太宗率先大力提倡和在创作中亲做表率而形成的,它整整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人们外化"汉朝情结"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个性,又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的诗歌特征.     

义山家法与西昆风味

以杨亿、刘筠以及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诗人在宋初自觉地学习模仿李商隐,他们的诗歌整体风貌与李商隐颇有相似之处,其创作方法如用典使事、遣词造句、设色用墨等也受到李商隐的影响,他们创作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与沿袭了义山家法。     

“崇高”特质与李商隐政治诗

李商隐的诗歌是“优美”的，但其诗歌也有“崇高”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李商隐政治类诗歌的创作中。以郎加纳斯的《论崇高》为基点，探求李商隐诗歌中的“崇高”特质及其表现。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李商隐诗歌类义词异文初探

李商隐诗歌类义词异文的普遍性与其诗歌大量存在的意象群相关。李诗中数目类异文一般表现为数量及日期的差别，包括与日期相关的数目类异文、非对仗位置出现的数目类异文和对仗观念影响下的数目类异文。方位类异文双方一般指向不同的方向或地理位置，体现出后世读者对空间关系的认知和探索。梳理和考察李商隐诗歌中出现的数目类异文和方位类异文，为李商隐诗歌异文的整体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仕途苦旅中的"多余人"

仕途失意和爱情失落,使李商隐由早年的自我认同转向以后的认同迷惘.李商隐在他所构筑的艺术天地里,向人们展示了作为那个时代"多余人"的性格特征.     

自觉修辞:李商隐诗歌策略试探

李商隐诗歌在表现心灵世界上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研究者在分析李商隐的这种诗歌风貌时都倾向于从唐代社会状况、李商隐的个人经历和性格气质以及唐诗发展史几方面阐释.文章通过李商隐诗歌的修辞手法分析,认为这不仅是诗人内心感觉的外化,而且是他自觉修辞的结果.两者密不可分.这种自觉修辞艺术极大地开拓了心灵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使得诗人在诗歌中的情感进程和抒情方式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客观上也促进了诗词文体的嬗变.     

论清末"拜伦"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

清末"拜伦热"主要受到政治功利性意图影响,这一意图较多地掩盖了拜伦诗歌译介中的文学想象.在其译介中,梁启超注意了诗歌感染力、语言译换、精神传达等;马君武注重了诗歌形式、节奏和自我情感映射等;苏曼殊突出了个性抒写、诗歌韵律、意象、审美等本体性的文学特质.这些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与多种因素关联.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中有着隐含性的前奏意义.相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这里的文学性想象还不够丰富,但已包含着对文学本体性和自主性的诉求等新质.     

温李诗与齐梁诗

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温庭筠的诗歌受到了齐梁诗歌的相当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温李对六朝诗人的崇敬、对宫体诗和齐梁体诗的仿效、对六朝乐府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温李学习齐梁又不为其所限,他们合理汲取齐梁诗歌纤巧和藻丽的特点,并在其中融入了个人深挚的情思,从而创造出崭新的诗歌风格,这体现出了中国诗歌艺术的进步。     

"诗界革命"中"新名词"地位消长原因之分析

"新名词"从必有到可无的前后变化,其原因有三第一为了争取更多的"诗界革命"的支持者和更广大的读者群;第二出于对诗歌艺术特质的觉醒并维护之的意愿;第三则是由于受到了精神革命思想的影响.最后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三题

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是李商隐诗歌的第一个完整注本,其序文从政治、道德和艺术三个方面,对李商隐及其诗歌作出了全面而高度的肯定,促进了清初李商隐研究的发展;注本在学术方面具有执简居要、考证精审和追根溯源的特点,为历代注家和学者所重视。朱注与清初学习义山诗的风气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生发的注本与文学的关系值得今人思考。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义及内涵探讨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诗《登乐游原》的最后两句历来争议颇多。对字面意义的不同理解影响了人们对诗歌内涵的不同解读。在总结了学术界对这两句诗的几种主要观点后,从"只是"一词的意义着手,分析了全唐诗中所有的"只是",总结出了该词在唐代的九个义项。再结合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对诗歌内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