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流刑考

流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是辽代四大制刑之一，在辽代的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流刑与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有明显区别，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     

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探析

辽代金银器种类丰富,制作工艺也非常成熟。通过对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做分类介绍的同时,将辽代与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进行对比,探析辽代与唐代在金银器制作工艺上的关系。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大同发现的金代张澄石棺铭显示其所属的张氏墓地是按照五音姓利原则来规划的。在燕云地区,类似的资料还有辽代两例,并可溯源至唐代。这说明燕云地区的五姓葬法,系唐、辽、金一脉相承而来,与中原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习见的同类葬俗并为唐代以降之两流。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     

辽代音乐舞蹈艺术的美学功利特点

辽建国后 ,在乐制方面继承了唐代十部乐的传统 ,形成了既融合了西域、渤海、汉及契丹先源民族鲜卑、乌桓等各种音乐样式 ,又具有自己民族独特风格的乐舞形式。辽代契丹人的乐舞 ,按作用可分为三类 ,即娱神、娱人和自娱 ,从中透视出契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 ,对艺术和美的追求     

试论唐代流刑与国家政策、社会分层之关系

随着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开拓,新拓地区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口充实、一定数量的军队驻防,而流刑强制迁徙的特性正好与这种需要契合,从而成为朝廷推行政策的工具。唐代流放地区的指定和被流放人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被流放到西北军镇的绝大多数都是贫民百姓,而流放到岭南、黔中等南方各地的则大多是统治集团中人。唐代的流刑政策对后世的政局也有重大影响。从唐初以来近300年间,大量知识阶层中人的南流就是南方智力积累的重要条件。宋代之积弱,仅就西北一地而论,和唐代的流刑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     

唐代流刑新辨

唐代流刑在执行中并非都必须决杖,流人并不是都要枷锁传递,流人一般六年放归。流刑用于惩治性质严重的各种犯罪,并非侧重于政治方面。长流与流刑的打击目标一致,并非只限于反逆缘坐一种情形。流刑与其在唐律中减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并非名重实轻。     

论唐代的效力与罚镇刑

效力和罚镇是唐代出现的两种特殊处罚手段,是传统的发罪人为兵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效力主要作为刑罚程度上介于徒、流之间的一种刑罚手段适用,但在性质上又和流刑相似。罚镇在唐中后期基本上作为减死一等之刑罚适用,成为较效力重的刑罚手段。效力和罚镇在唐代的出现与流行有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则和唐代兵员长期不足有关。     

辽代的国球──马球

马球在唐代由西藏传入中原,成为唐代主要体育项目之一。到了辽代日渐发展为国球;因马球独有的娱乐功能受到辽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享有特殊的地位;辽兴宗对马球情有独钟,亲自组织比赛;但因马球运动有利也有弊,对马球运动也有争议;马球成为契丹国球有历史的必然的主客观原因。     

辽代燕京道教初探

在“安史之乱”、晚唐藩镇割据、南北分裂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辽代燕京的道教处于唐代与金元两个道教发展高潮之间的相对低谷.但辽代“三教并行”,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得到统治者上层的崇奉,因而道教活动在燕京地区流传未绝,并涌现出像刘海蟾这样影响后世的高道,为金元时期北京道教的勃兴与繁荣埋下了历史传承与文化赓续的伏笔.     

从李白免刑看唐朝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唐朝法律文化是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大成者,不但具备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且在条文之间渗透了德、礼、公平正义 等特色,唐律组成之多元化表现出其开放性,其遵从礼法结合的儒家文化,又体现了其包容性。李白是唐朝鼎盛文化的代表, 但也曾受过流刑的刑罚处罚,通过研究李白死刑赦免与唐律的关系,研究唐朝德主刑辅的国家统治制度与体恤民情、轻判轻罚 的以民为本的法律文化理念,可发掘唐律法律文化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的人性化精神,历史上这些有进步意义的法律特质 和法文化传统对现今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基于碑刻资料透露出的法律信息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祖堂集》中的“VP一切了”及其历时演变

《祖堂集》中的"VP一切了"是带有唐代特色的口语格式,表示某事已完成,是后一小句所述事件的背景,有南方方言成分。其"VP"大多是双音节短语,"一切"是一个表示"全部"义的统括代词,"了"作谓语对前面结构所表达的事件进行陈述,说明该事件已经完结。唐代口语"VP一切了"来自于佛经文献中的同形结构。     

河北辽塔设计艺术特色初探

从河北辽塔建造年代和分布特点入手,初步探讨了其建筑风格、艺术魅力及设计艺术特色。河北辽塔不仅承启与沿用了唐代建筑遗风和东北辽塔建筑设计艺术特征,而且在建筑技艺和设计风格上还受到宋塔的影响。     

辽朝军队都监考论

辽代承袭唐五代旧制，在军队中设有都监。辽代仍延用五代已有的临时型都监、常驻型都监两种类型。辽朝所置临时差遣型都监基本与五代相同，只是对势力较大的军队会派都监临时监管。常置性都监相较五代有较大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置范围扩大，二是职权增大。     

论朝阳南塔折射的辽代文化

朝阳南塔始建于辽代,是目前中国北方保留最完整的辽代砖石塔建筑之一。南塔的外部结构主要包括塔基、塔身、塔檐、塔刹四部分,南塔的建筑结构、形制特点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经济生活文化、艺术文化的重要参考。朝阳南塔体现了辽代上承隋唐、下启宋代的契丹民族在佛塔文化上的诸多特色,比如辽代的宗教文化特征以及建筑文化特征等,南塔的建筑形制和雕刻艺术的特点是学术界研究辽代同一类型佛塔以及辽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证。     

契丹辽朝与南唐交聘中的关键节点

为了对五代十国时期契丹辽朝与南唐的交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梳理和分析史料的结果表明,“高霸事件”是双方交聘前期的重大事件,“清风驿之变”则是双方交聘后期的转折点,它们是对双方交聘目的、内容、地位和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这对于准确把握双方的关系,以至客观认识契丹辽朝的中原政策很有帮助。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