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管理思想探析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奠基者是孔子。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管理学家。儒家重要典籍《论语》被视为重要的管理著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两千年前我国就曾用儒学管理五千多万人口的大国,并建成象万里长城这样的伟大工程,这都是儒学管理思想所至。儒学之所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抬上“独尊”地位,是因为儒学可以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可以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思想。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评《儒学文献通论》

(一)由舒大刚先生主持的《儒学文献通论》前段时间问世了。笔者对儒家文献平日亦间有留意,翻阅此书,不胜欣喜,聊识感想于下。此书首要的价值,在于它是第一部翔实的儒家文献研究著作。我国的文献学源远流长,至为发达。自《七略》、《汉志》、《隋志》以至《四库提要》等,记载、研究文献的著作不计其数,当代各种专门文献也纷繁复杂。但是目前尚未有一部专     

唐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史通》批判

在唐宋学者重振儒家独尊地位、复兴儒学运动的过程中,《史通》批判是当时学术界振兴儒学、维护儒家思想权威的又一条路径,柳璨、赞宁、孙何、张唐英等人猛烈批判《史通》"妄诬圣哲"的行为,力图重新确立儒家思想毋庸置疑的独尊地位。《史通》批判是以对史学理论著作展开批判的形式,以儒学内部矛盾斗争的方式,配合了儒家思想在外部对佛道两家斗争的主战场,对当时儒学振兴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七略》的经学思想

《七略》是西汉宗室刘向与其子兼助手刘歆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目录学著作。范文澜先生曾将《七略》和伟大的《史记》并举为史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不同的是,前人对《七略》的研究大多限于目录学领域,而对其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则所涉甚少。事实上,作为中国目录学史的奠基之作,《七略》无疑包含着极深厚的思想内涵;并且,因为《七略》在目录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思想精神也有可能(并且已经)在中国古代“依刘向故事”一以贯之的目录学体系中固定下来,并波及深远。众所周知,汉代是经学的时代。强烈的宗经意识正是《七略》思想的主导特点之一。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看刘向父子的诸子思想

刘向父子是西汉著名的通儒、文献目录学家,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汉书.楚元王传》曰:"上(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死后,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产生了我国最早的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其中,刘向所撰《别录》,以书录的形式评析史籍,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刘歆所撰《七略》,以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在史学批评史上显示出特定的价值。他们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认识这种关联,对于拓展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两汉经学的流变

两汉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件对后来封建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还属“百家”之一的儒家,坐上了“独尊”的位置;儒家的主要代表作《诗》、《书》、《礼》、《易》、《春秋》,被尊奉为“经典”了。据《汉书·儿宽传》载:武帝时,“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悦)之”,可见随着“经”的成立,“经学”也就出现了。这种变革不是偶然的。经典作家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西汉时期“经”的成立和“经学”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取得了社会统治     

儒教与重振儒教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儒教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与儒教并行不悖.儒教自身的优越性有三点:一是能争取到更多的大众;二是更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三是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儒教作为宗教的四个条件业已具备:孔子即是儒教之神,《论语》即是儒教之圣经,各地的孔庙、文庙、夫子庙、书院即是儒教的组织基础,崇拜与信仰儒教的信众分布世界各地.重振儒教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恢复祭孔仪式.其次,普及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大众化,为建构儒家圣经打基础、作准备.再次,恢复孔庙、文庙、夫子庙和书院.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实质是反对孔子的偶像地位以及定儒教为一尊的形式,而不是反对孔子及其全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它实现了孔子的真正平民化,恢复了孔子在历史上的诸子学地位,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为以后客观、公允地评价和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别录》《七略》形成原因初探——兼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产生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古典文献编纂的《别录》、《七略》两部书目,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它的出现,开创了我国古代目录学、校勘学、分类学的先河,并影响着后世近两千年来图书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它所采用的“七略分类法”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1545年德国吉士纳(Konard Ne-suer)的“万象图书分类法”(Biblfot heca universals)早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别录》、《七略》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更好地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演变,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亦反映了东晋初期士族文化及玄学思想的变化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魏晋南北朝儒学刍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盛行和佛道影响的扩大,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很大削弱。但由于儒学本质上是服务于现实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其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正统地位并未动摇。     

原始儒学时期儒家伦理的传播途径研究

原始儒学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派别,也是儒学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创造了异常宏富、渊深的德育思想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发掘和整理原始儒家德育方法论资源,撷取其精华,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对于推进当前的德育创新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儒学在古代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古代中国儒学传入越南的时间今已不可确考。汉武以降,儒学不断传入越南。越南陈朝时期,儒学也有较大发展。黎朝时期,统治阶级大兴儒学。阮秉谦的思想糅合了儒家学说和老庄思想。黎贵被称为越南的"王安石",在哲学上接受中国宋儒的理气说的影响,在政治上受儒家民本和老庄思想的影响。阮朝时期,越南在思想上偏重于提倡儒学。此时,越南文人学士不仅继续学习中国的儒学,而且研究儒学也较历朝大有进展。越南华侨在传播发展儒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