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锡山统治下的村治腐败与权力失衡

阎锡山通过村治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为其军阀统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雄厚的物资。但是,阎锡山村治思想内在逻辑的矛盾,必然会使军阀政府的官僚机构进入不断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僚腐败和权力失衡,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山西村治效果的有限,即使连阎锡山所设想的狭隘利益也很难实现。     

论政府职能的规治

政府职能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和权力的滥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致使产生腐败等等问题,所以,需要从根本上对政府职能进行规治,即从加强和完善行政立法工作、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引入行政听证制度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权力腐败:一个伦理学的探视

权力腐败一直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学界对权力腐败的探讨绝大多数停留在政治学、法学领域。事实上,权力腐败也是个伦理问题。除了从政治学、法学角度予以研究外,还应从伦理学视域予以关注。从伦理学视角看,腐败说到底是权力工具性的恶性膨胀,是对权力价值性及应该负载的道德使命的违背。权力腐败的事实证明,权力的工具性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便是它要受权力价值性规制,否则权力便会误入歧途,成为人类文明的阻障力量。     

行政腐败与伦理责任

本文认为,行政腐败的实质是公共行政人员以权谋私,违背公共责任.不同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对腐败有不同的界定与态度.从制度层面上看,腐败源自行政权力的制度结构,根植于行政权力的特征与运行规律中,致使无法从根本上有效地加以扼制.这就有必要探讨扼制腐败的综合途径,通过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伦理的方法,建立扼制腐败的有效机制,形成个体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感.     

“腐败”的伦理分析

腐败是一种道德现象。"腐败"的伦理分析从后果、主体和责任三方面展开。后果条件表明,一个行为是通过败坏公职人员的德性或破坏制度秩序而成为腐败行为的。主体条件表明,腐败行为的主体要么是采取行动的腐败者,要么是被某行为腐化的人;在一个腐败行为中,腐败者和被腐化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两者也不需要同时出现。责任条件表明,无论行为者的破坏行为是由于自己的腐败习性、他人的引诱还是外力的控制,只要他能够预见到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他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论

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之所以可能,一方面在于中学校长权力运行有其道德伦理基础,即公共精神、服务精神、人道精神。另一方面,中学校长权力伦理自身具有遏制中学校长权力腐败的作用。强化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基本的路径主要有校正与强化中学校长权力价值观等四个方面。     

论教育腐败

教育腐败现象是当前社会关注和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概述教育腐败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腐败的主要类型和特点及教育腐败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并进而从教育与腐败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腐败防范对策和惩治措施的构想.     

伦理错位下的"亲情腐败"及其预防

近年来,腐败的形式日趋多样化,腐败的主体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亲情腐败”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它发生于官员在私人领域作为“父亲”等的私人角色的家庭伦理,与在公共领域作为“官员”的职业角色的行政伦理错位的情况下。“亲情腐败”有其久远的历史伦理渊源,又有深刻的现实伦理基础,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预防和惩治“亲情腐败”。     

腐败根源的伦理探究及其清除途径

腐败产生的根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只为腐败产生提供了可能和条件。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在内在思想上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仆意识的倒置,二是利益导向的错位,三是自我人格的裂变。为有效根治腐败,必须以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思想和“七一”讲话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从严治党,从严治官。     

试论腐败的权力诱因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位、多层次的。本文拟特从权力的角度对腐败的成因及防治作以剖析。权力只是腐败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腐败实质上是权力的滥用、权力的异化、权力的错位。导致权力腐败的原因主要有权力自身的腐蚀性、陈旧腐朽的权力观念的影响、权力资本化和市场化、权力监督的弱化以及道德约束的软弱等因素。     

论权力腐败的防范

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因此,防范权力腐败除了从道德和经济的角度外,最根本的是通过加强监督,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论权力腐败

本文通过对权力腐败原因的探讨，指出：政治经济体制的落后和法制建设的滞后是腐败的根源；中国反腐防腐必须立足国情，迅速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

权力腐败问题是影响我国新时期经济建设、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鉴于权力腐败的严重危害性,近些年来,我国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我国权力腐败出现了很多新变化,表现形式多样化、产生原因复杂化,对反腐倡廉工作带来很大挑战。造成权力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公共权力异化造成的,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及伦理等多渠道分析权力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措施,是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     

权力的伦理

权力与伦理的关系是任何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之一 ,重新表述权力伦理就是援引一般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 ,运用演绎的方法 ,在权力领域中建立以权力为专门约束对象的社会伦理子系统。该子系统对应于权力的形成、结构与运作方式 ,能够具备逻辑上的自洽性与周延性。作为规范研究的必要补充 ,社会情境也适当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教育伦理与学习伦理

消极教育与积极教育教育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教育是生活经验的传授，幼小生命通过前辈这样的帮助学会谋生和独立，学会在生物链中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利益。这样的教育在动物界普遍存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的教育，大概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广义的教育是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特定的传播手段，面对受众言说某种特定的经验、情感、观念、信仰，以便营构某种特定的空间氛围和社会氛围，对受众构成某种特定的影响。政府的会议、文件、各种传媒、法律、宗教布道者的仪式、演讲等等都是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常与特定的社会权力和文化…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权力、腐败与道德

权力带来了腐败 ,腐败已经成为毒害全人类的“政治瘟疫”。形形色色的腐败问题 ,严重威胁着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腐败的道德根源在于官德的失范。本文着重从道德的角度探讨对腐败的治理。     

行政权力腐败探析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腐败对社会的文明和进步造成极大危害。行政权力腐败的因素很多,遏制腐败也必须从内部加强管理、外部加强监督和制约,从多方面监管约束行政权力。     

普适伦理：清代云南大理石龙乡规碑文化诠释

康熙九年,将“上谕十六条”“颁行天下”后,全国各地“切实遵行”,直至清末。“上谕十六条”代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乡规碑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历史见证。石龙村贯彻落实“上谕十六条”的线索,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提供了重要信息,清王朝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普适伦理,对其加强国家认同,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央政令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