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与通变: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论刘勰诗本体论中的诗文体观

刘勰诗歌在形式本体上，即“怎么写”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的重文体、重语言、重体验、重想象都符合今天我们研究出来的诗歌创作规律。“诗有恒裁”为代表的“体”的形式规范观偏向于传统与保守，“随性适分”代表的“体”的选择进化观偏向于现代与改革。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发现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本文还在诗学的现代视野中探讨了刘勰诗本体论中的形式论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特别是对当前现代汉诗文体建设具有的积极意义。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流变形态

古代汉诗的诗体一直在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流变着。尽管在古代汉诗的诗体进化中、在诗体上或诗的形式上,文体的"收"与"放"都分外明显,但是古代汉诗史上每一次诗体变革都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极端取代,前代的诗体总是保存下来,没有发生20世纪初期的新诗革命那样的诗体大革命,在诗体进化中,自由与法则间的和解总是多于对抗。因此,不能结论说古代汉诗的诗体历史是从诗到词,再到曲的诗体更替史。正是在同一时代存在多元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局面,古代汉诗才能够长期存在。     

胡应麟论诗体

胡应麟论诗体重视各诗体规范的分野,形成了从体裁规范角度批评作家作品的个性。体现在《诗薮》中就是以本色为衡量标准,并以此去区别各诗体间的差异,以及诗与其他文体。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诗体,强调诗体的本色,是因为他将指导初学者创作作为《诗薮》的一项基本任务。     

抗战时期左翼诗人群的诗体探索

抗战左翼诗人群继承和发展了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诗歌理念,在诗歌大众化形式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尝试,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朗诵诗和方言诗的探索,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古代诗体界说之清理与反思

"原生态"诗体,曲、词一体,诗、歌一体,属于音乐范畴;"衍生态"诗体,则是文学的一体.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界说诗体,是本体论,还有以作者本位、读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诗体的.诗体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形而上者是诗之道,是本质、精神和灵魂,形而下者是诗之艺,属于技术层面.诗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诗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实为不同的概念.诗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多元的诗体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只取一体.当下以"纯文学"观念理解古代诗体,"遮蔽"了诗歌史许多真相,必须深刻反思.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论刘勰的诗本体论中的诗起源论

刘勰将孔颖达的"必不空弦"改为了"理不空弦"。这一改动在现代诗学视野中显得格外有价值。即刘勰明确地继承了前人的诗乐同源的观点,确立了诗的最重要的形式特质音乐性,但也意识到音乐先于诗歌语言及诗乐有别,这与现代诗歌理论研究及人类学研究得出的诗具有音乐性和音乐先于语言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结论都不谋而合,也为汉语诗歌由早期的重音乐的歌诗向诗的音乐性在后来被渐渐淡化,最后出现诗与歌的两种文体的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     

惠特曼与中国现代诗管窥

在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进程中,惠特曼的民主思想、自由诗体、豪迈气慨、奔放激情通过开放的缪斯空间,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众多中国现代诗人们或摆脱狭窄的格律成规进入广大、开阔的空间,或拓宽了想象和运思的领域,或在自由诗中探求现代意识,或在波浪般的诗行里唱出豪壮的调子,唱出时代的强音.     

论二十世纪初小诗体的艺术建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诗坛上兴起的以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小诗体创作的热潮,作为现代诗歌革命的一种阶段性的收获,达成了现代诗神与形两者相对平衡的艺术效果,唤醒了传统诗灵,但是由于缺乏一种文体类型应该具有的体的自觉与规范而告一段落。小诗体的矛盾运作过程诠释的是一个个热情的、寂寞的诗灵在寻找躯体的历史,为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建构之中找寻新诗体的突围之路提供了可贵的教训和借鉴。     

论文化诗学与诗性文体--对《明诗》、《铭箴》卷组的一个宏观诠释

中国诗学源于以天文学为中心的博物学,这决定了诗主达性情之类说法历史追问深度的不足,也决定了从语源追索诗义和诗体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诗学与中国文化中的文观念关系密切,因而诗、文观念的结合是形成相关文体、文体群并决定其精神走向的关键环节。     

胡适诗学论:双重人格与二元诗格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其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表述对象。对他功与过的评判自然都是为当下诗之缪斯的迷惑寻找通路,也是为把曾经断裂的文化链条重新进行粘合。笔者从社会学、地理学的角度辨析胡适早期文化场的转换对其思想形成、诗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旨在揭示中国现代诗歌构建过程的复杂性,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下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新诗发生与百年诗体建设

百年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新诗发生之中寻找到深层的答案.新诗的发生,把旧诗推向对立面,造成百年旧体诗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造成百年诗体建设的偏狭;发生期新诗在体式上的特征就是"自由",造成百年自由诗体的强势地位,制约着其他诗体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定型或准定型诗体;新诗发生期对外在格律形式的轻率否定,成为一种定势思维,制约着新诗格律的探索,百年中国走过了一条新诗自由化把律化推向边缘的诗体建构道路.     

论新诗诗体建设的恶劣生态

新诗诗体定型难,新诗诗体建设难。中国的20世纪是以革命、战争为主旋律的动乱时代,新诗长期承载了过多的非诗功能,使新诗处在既生不逢时,又长于乱世的恶劣生态中,极少有进行唯美的文人诗体建设环境,诗体建设总是处在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极端中,最终成为一种发育不良的文体。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是一二十年代,是新诗诗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最能呈现出新诗诗体建设生态的恶劣。     

论汉代至初唐是古代汉诗定型诗体建设的重要过渡时期

从汉代到唐初是汉诗诗体由不定型到定型建设的最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汉诗诗体及汉诗形态的建设,出现了赋、乐府,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代表的古体诗,为定型诗体格律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代是汉诗诗体由四言向五言过渡的诗体松散的时代,虽然未建立起定型诗体,却扭转了"楚辞"开始的汉诗的较为极端的"散文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诗诗体多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汉诗诗体进入自觉阶段的成熟时期。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论陈子昂人生心态与诗风演变

在唐代前期诗坛上,陈子昂倡复古,主兴寄,以其鲜明的创作特色表现为唐诗发展进程的一大转折.足以代表陈子昂诗歌特色和成就的风貌,是在随着其人生经历和心态的不断演变中才最终形成的.陈子昂早年胸怀大志,在饱览山川景色之中流露出对前程的热望.落第及隐居期间,于迷惘失落之中表露出怀才不遇的忿懑.其后,两度从戎边关,再次激起诗人感时报国、拔剑而起的豪情壮志.然而由于诗人积极建言不被采用,反而受到压制打击,终于演化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幽愤.正是由此形成陈子昂诗中苍凉梗慨的主调,体现出深厚的心理内涵和强大的艺术震撼力.     

论现代诗歌鉴赏中的意象解读

意象是现代诗歌艺术形象构造的基本元素。意象解读与分析是现代诗歌鉴赏中的核心环节。准确解读与把握意象的内涵与构成机制以及意象群的组合模式,对于揭示诗歌意象的审美内蕴和整个作品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现代诗学的诗式理论及其发展

中国新诗的形式焦虑促进了诗学对诗式问题的思考,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确立了自由体诗式的合法性,而新格律诗派的诗式理论则从艺术的本质上重新建立起了人们对诗的格律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诗歌诗式理论在依托资源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现代诗歌体式的建立最终向中国古典诗歌回归,一方面显示了现代诗学与传统的接续,一方面也使得现代诗式的理论探讨逐渐退出了现代诗学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