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教育世俗化改革及其对两次革命爆发的影响

教育世俗化改革是伊朗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考察立宪革命和伊斯兰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无不与教育世俗化改革有着密切关联。教育世俗化改革剥夺乌莱玛的教育垄断权，教育成为乌莱玛与世俗政府竞相角逐的权力领域；教育世俗化改革的“衍生物”现代知识分子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掀起两次革命的中坚力量；世俗政府推行的新式教育本质上是精英教育，上层社会通过获取教育优势进一步扩大社会鸿沟，普通民众未能普遍分享教育改革红利。教育世俗化改革在助推伊朗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成为诱发两次革命的重要因素，足见其在近代伊朗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作用。     

伊朗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伊斯兰革命

1978-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并不仅仅是由各种经济问题引发的。其革命的领导者之所以发动革命,是因为伊朗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来适应新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伊朗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伊朗外交政策:原则和目标

对伊朗当代外交政策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从导致前独裁政权的跨台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重大事件开始。显然,关于这些事件的动因和结果的详尽阐述。已超出了我们已经限定的有关伊朗外交政策讨论的范围。不过.重要的是将伊朗革命后的外交政策置于因伊斯兰革命而出现的两个主要事件的背景之下:伊朗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和伊斯兰世界一场意义深远、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两者可以被恰当地视为一种伊斯兰复兴。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1979年，伊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神权政体，这一体制决定了伊朗外交的特殊性，实行“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影响了海湾地区甚至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随着伊朗政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外交政策也已发生了变化。     

信息革命：称谓及其历史地位

20世纪后半期的新技术革命，学术界对于其称谓和发展阶段有许多不同看法。本文综合各方观点认为，这场至今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应称为信息革命，它是近代以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40～50年代的启动阶段和70年代以来的扩散阶段。70年代以来，现代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体现了信息革命的社会二重性。     

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分析

1979的伊斯兰革命对伊朗外交产生重大影响。革命后伊朗外交的突出特征是极端反美、意识形态色彩较浓、执行积极中立外交路线等,这些特征在霍梅尼时期表现的非常明显。伊朗革命性质的外交造成它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为了摆脱国内外困境,伊朗的温和势力曾进行了努力,但因为激进派的阻挠,在霍梅尼时期伊朗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析法国革命不同于英国革命的两个显著特点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不同的两个显著特点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与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这两个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法国特殊的社会状况决定的。这两个特点对法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依法国革命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英国革命，成为近代史上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对革命性质的判断,直接影响着革命策略的制定及革命力量的定位。关于列宁对俄国三次革命（1905-1907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性质的判断,传统观点认为前两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较新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对三次革命性质的判断都是民主革命。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十月革命的定性上。列宁对革命性质的判断,始终围绕如何使俄国革命尽快走向社会主义这个中心。立足经济发展状况,列宁认为俄国三次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基于无产阶级同盟者的成分分析,列宁断定俄国三次革命都属于民主革命;以政权更替为标准,列宁肯定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美国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分析

肯尼迪崇尚改革，他因此也要求巴列维国王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肯尼迪要求伊朗进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伊朗成为更有力的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而不是真诚的希望它最终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现代化国家。虽然肯尼迪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向伊朗施加改革压力最大的一位，但恰恰是在这一届政府时期，巴列维国王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伊朗的独裁统治地位。肯尼迪政府的对伊政策却对伊朗后来的伊斯兰革命起了推进作用。-     

从思想启蒙到产业革命的三次循环与中国发展

50 0年的社会发展存在着如下的周期循环 :思想启蒙→政治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 ,至今已经历了三次循环 ,每次循环都把社会推向新的阶段 ,都发生思想中心、科学中心、技术中心、世界强国的转移。中国在前两次循环中落后了 ,在第三次循环后期开始加快现代化步伐 ,追赶世界先进国家     

从政党建设角度看三国革命成败的历史教训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在革命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对革命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对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以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成败为例,并联系现实,阐述以上观点和历史教训。     

从政治文化视角解读法美资产阶级革命

发生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向世界扩展的两次重要革命,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姊妹革命。但是,两场革命带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在美国,革命引导美国走向自由与繁荣;而在法国,革命则带来了持续的恐怖与动荡。从两国的文化传统角度分析,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有三点：讲究实际与追求完美的传统文化异异、突出个性与崇尚统一的国民性格差异以及自由至上与平等至上的民族价值差异。     

20世纪中国的三场伟大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和平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三场伟大革命。三场革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辛亥革命开启了现代化潮流的历史闸门,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新和平革命实现了现代化进程中质的飞跃。     

论阿里·沙里亚蒂的社会思想

阿里·沙里亚蒂伊斯兰革命的三大著名理论家之一,也是伊斯兰革命早期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的激进思想对革命力量动员,特别是对伊朗知识青年以及左翼革命游击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社会思想主要通过定义"乌玛"来表达,对当时的伊朗社会也有着非常独特的分析和结论.本文主要探讨了沙里亚蒂的理想社会"乌玛"的主要内容,以及他对伊朗社会的独特体认.     

红色文化学的建构以及研究方法探讨

红色文化研究的兴起是近年发展红色旅游、深化红色教育、传承革命历史文化、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出现的。从目前学界研究来看,红色文化就是关于革命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等现象的总称。将“红色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确立相对明确的学科边界,在研究视野、研究范式、理论方法上架构“红色文化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这对于提升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都是有意义的。红色文化学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和理解革命文化的新的角度,即如何认识和阐释中共革命历史文化的新思路、新视野与新角度。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毛泽东邓小平的独特思考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在后革命时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则认为: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革命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转移。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念,这是对传统革命观的超越与发展,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模式管窥———以商城起义为个案

土地革命时期,如何在广大农村地区对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动员是中国共产党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革命动员是一种战争艺术,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商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范例。文章以商城起义为个案,通过分析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商城县党组织对农民进行思想引导、物质激励、白话宣传等革命动员模式,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早期成功动员广大贫苦农民走向革命道路的途径。     

20世纪50年代初大陆与台湾土地改革比较

20世纪 5 0年代初 ,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在大陆和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由于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 ,大陆与台湾的土改有很大差异。我党主要是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 ,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发展了生产力 ,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 ,为进一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国民党进行土地改革的初衷主要是为在台湾站稳脚跟 ,解决生存危机 ,其土改兼顾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 ,具有阶级调和改良主义性质 ,国民党当局成为土改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