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丧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

本文对我国古代丧服制度形成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文章认为我国古代以《仪礼·丧服》为代表的系统、严整的丧服制度,大约形成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 之后。当是周人在原始丧服习俗的简单内容上,逐步增添,注入“尊尊”、“贵贵” 的内容,经长期损益、修正,至春秋末期才基本上形成比较周密的丧服制度,并由孔子及其弟子将此一制度著于竹帛,编定为《仪礼·丧服》。《仪礼·丧服》的编定成书即是丧服制度确立的标志。     

《仪礼·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仪礼·丧服》经、传的基本内容虽然大多在其他先秦文献中有所反映 ,但其他先秦文献中也记载了不少与《仪礼·丧服》经、传相歧异的内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歧异 ,一方面是由于《仪礼·丧服》所记述的丧服制度已经过儒家学者的加工整理 ,其中已加入了加工整理者的一些主张和理想 ,而其他先秦文献所载则往往是当时实际实行中的丧服礼俗 ,因而二者出现一些歧异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 ,可能还与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有关 ,由于《仪礼·丧服》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者对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加以编订整理的结果 ,其内容相对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春秋战国时代实际实行的丧服礼俗肯定有滞后性 ,这也势必决定了二者会存在某些歧异。     

丧服绖带规格考略——兼与彭林先生商榷

《仪礼·丧服》与《丧服传》对我国古代礼制中非常重要的“丧服制度”作出了系统而严密的规定。然而由于“古制茫昧”、“古文简奥”等种种原因,现代一些学者却对《仪礼·丧服》经传关于“丧服绖带”的规定作出了错误的理解与诠释。他们误认为《丧服传》所谓“苴绖大”与“去五分一以为带”均是指丧服绖带长度而言。考诸文献,揆诸事理,便知这是对《仪礼·丧服》经传的误解。实际上所谓“苴绖大”与“去五分一以为带”均是指丧服绖带的围径周长而言,而绝非指丧服绖带的长度而言。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辨”作为方法——论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朱自清以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辨”为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肇兴之际,通过对“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以文为诗”“好与妙”“逼真与如画”“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等“批评意念”的名实辨析,“另辟出一条‘辞’的研究进路”。以《诗言志辨》为代表,朱自清“一个字不放松”的考辨,还触发了学界对“诗言志”命题的深入思考。同辈及后继者在观点上的“接着说”或“反着说”,引用时的“明引”与“暗引”,方法上的由“辨”到“再辨”以及“辨疑”与“辨订”式的“新辨”,皆是《诗言志辨》一书范式意义的表现。在朱自清笔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里的“辨”,不但献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而且熔铸成20世纪以来传承有序的述学文体。     

故国之思与信史精神——万斯同、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的编纂

万斯同和温睿临同为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二人交谊笃厚,互相推重.万斯同以二十余年之辛劳,为官修<明史>作出卓越贡献,他以务存信史、别识心裁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在史料上强调广采和别择,在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务求严谨、精审,尤其关心保存南明史的记载.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是在万斯同的鼓励与帮助下完成的,此书在修史格局上苦心经营,以"纪略"起到"本纪"的作用,与清朝官方"深没南明"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列传的撰写和编排上,突出忠臣义士的功绩,对抗清活动记载颇详.足见万斯同的故国之思和信史精神,均在<南疆逸史>中得到成功体现,这部佳作的撰成是万、温两位史家深厚友谊的见证和爱国思想的结晶.     

“文笔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出现于隋唐考辨

诸先生提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其基础即“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已经独立以及专论如此“单篇文章”的独立著作的出现.但南北朝至隋唐,此二者已经具备.南北朝时“文笔之辨”划分“文笔”界限,“笔”有独立的地位,“文笔”的分集撰录,“笔”具备被独立论述的条件.隋唐时,《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文笔要诀》的出现,标志着“笔”与“文”被对等论述,进而有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南北朝的“笔”,宋代称之为“文”,论“笔”之作就是论“文”之作.由此可见,“文话”诞生在隋唐,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隋唐.     

论“周礼在鲁”的二元界定

考察《左传》,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是在＂观书于太史氏＂之后,有感于鲁国较好地保存了记载周礼的前朝典籍,而并非看到了鲁国守礼的事实。事实上,春秋时期鲁国周礼的崩坏情况比大多数国家都严重,周礼亦不在鲁。是以,＂周礼在鲁＂之论成立的条件应予以二元界定：一指春秋之时鲁国对记载周礼的前朝典籍的妥善保存情况,其实质是＂礼书在鲁;＂或指春秋之后礼学在鲁国的兴起情况,其实质是＂礼学在鲁＂。     

黄道周孝本思想析论

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为此,他着重从宇宙本体论、理学形上思辨等方面去论证＂孝＂的思想对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早期手稿劳动观性质辨疑

在《18 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中 ,马克思的劳动观是否已经形成 ?如果已经形成 ,则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 ?这是判断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何时形成以及正确评价马克思《手稿》的一个关键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一种观点认为 ,《手稿》中马克思的劳动观尚未形成 ,其基本出发点仍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如果有所谓劳动观的话 ,那也是理想化的、不成熟的劳动观。这种观点在学术界的影响较大。最近笔者重读《手稿》 ,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

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编撰方式,遥承朱子之志,兼采经史纪传等,先经后史,会通《三礼》,以时间为序汇纂古代礼制材料,并对古代诸家议礼之说加以考辨折中,以分节之法编纂;编撰指导思想,秦蕙田推崇朱子治礼之法,重视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礼学思想,秦蕙田承朱子《周礼》为宗周典制与尊王等思想,主张礼应经世致用并与时俱进;学术取向,秦蕙田对朱子及其弟子之礼说非常尊重,有关重要礼学问题,一以朱子之说为依归。从治礼宗旨与学术取向等角度分析,《五礼通考》是一部具有宋学色彩,受朱子礼学影响较深的礼学巨作。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从“小大之辨”析《逍遥游》的双重主旨

对《庄子·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辨”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这分歧引申出对《庄子》的矛盾理解;这一矛盾可以置疑:《逍遥游》和《齐物论》是否体现出庄子思想体系的明显的悖论,还是庄子自身的思想并不存在一个体系;由这一悖论出发,可以阐发出截然不同的游世的人生哲学和超越的美学,审美超越的意义在于对束缚自我现实的否定和对自由境界的不懈追求。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

在王夫之看来,易与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讨论易与礼之间关系时,王夫之追溯了周王朝的政治基础,认为"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①也就是说周礼的各种原则,是蕴含在<周易>中的,<易>是礼的源头.在历史上,将<易>与礼联系起来,并不是王夫之的创见,这是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观点.当晋侯派韩宣子去鲁国行聘礼时,韩宣子观<易象>与<春秋>,就曾慨然称许:"周礼尽在鲁矣."②同样,在<易传>中,以礼释易的解释倾向也时有所见.王夫之在<易>与礼之间关系方面的创见,在于他对<易>为礼的源头作了新的论证,并认为以礼释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易与礼之间有着一种普遍理与具体应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