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模式如何“考古”？——走向技术感知与后人类主体性的生成

感知模式指的是我们的感性经验如何发生,以及感知的主体性如何被理解的状况。感知模式的“考古”意在提出一种后人类主体生成的历史叙事,从而为理解数字状况下的感知模式提供依据。维利里奥提出了“竞速学”视觉理论,延续了现象学对感知经验的构造,同时提供了一种观察媒介感知的新的经验形态的构想,重申了视角的多重位置与情感多元流动的重要性,为感知模式的“内部性”考古提供了一种范例。技术物与人类主体的不同关系,也成为当代媒介理论不同学派的划分依据,通过对当代媒介理论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感知模式考古的“外部性”因素。后人类主体性的概念既强调具身性,同时又把媒介的物质性存在当作重要的考察基础;以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相互协作的方式,更强调人类与技术物的关系发生在意义生成和制作的过程之中。理解技术图像时代的感知模式的关键,在于如何走向一种以后人类主体为主导的感知结构和美学形态。     

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以四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

作为媒介的电影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民族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通过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影响的影像产品,正经历跨国界、跨区域的全球化认同的价值重构,民族电影愈发需要加强影像叙事的理论研究,从现代性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让民族文化形象能够通过影像面孔置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建构并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以实现文化自觉。而通过对文化权力规约的调整以塑造与引导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观,进而逐渐形成民族的结构性集体记忆,应该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     

当代新闻叙事的“受众转向”及其“诗学功能”的生成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普通人参与媒介叙述的潜能得到释放，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受众的新闻叙述控制权得到扩张。新媒体环境下普通受众参与的互动叙述从不同角度延伸新闻故事的情节线，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文本。“受众叙述”所具备的动态生成的特性，导致文本边界趋于消解，由此建构了新闻叙事的“全文本”。受众以“游猎”姿态展开新闻叙述，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文本进行挪用、拼贴和戏仿，生成具有“杂交”性质的叙述文本，成为当下年轻世代新闻消费的“间接化”与“娱乐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叙述不再受制于新闻类别的“常规”，为新闻“诗学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并在集体意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种“解蔽”的共同体实践：中国城市底层电影的人民性与人民影像记忆重塑

作为以“底层”为方法、“空间”为路径的生活影像政治和视觉理性启蒙,中国城市底层电影从底层史观的视野建立了一种新的银幕文化主体性,重构了当下大众文化书写脉络中人民影像的错位表征,〖JP2〗以社会解剖学的文化政治立场重塑核心观众关于人民生活现实日趋偏狭的视觉经验与记忆认知,为其重新敞开关于城市底层生存媒介感知的银幕视野。基于情感共通、现实批判价值归同、异质性叙事审美认同的城市底层电影,试图以批判性姿态“解蔽”社会系统结构内部的不公、失衡与非正义,由此触发作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跨阶层大众相似生命体认的共鸣共振。     

论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身体语言及其欲望表达

经后现代理论的启发,身体的情感和欲望被“发现”,身体成为影像艺术生产欲望的核心因素。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有意超越性别,淡化戏剧冲突,以身体为媒介,旨在探讨欲望本身。在消费文化的逻辑下,影片将身体进行审美化的包装,侧重呈现身体的视觉效果和观赏价值,并不讳言美丽身体所引发的欲望。电影改变了其他题材影片传达欲望的方式,将身体化为两人之间交流情感的语言,让身体去表达,让身体去说话,肢体动作代替语言成为本片表达爱情的主要方式。电影将身体放在伦理场域中探讨了同性话题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确证了身体欲望的合法性,传达了爱与宽容。欲望化的身体所彰显的性与情色始终为故事和情感服务。这种表达方式深化了电影的艺术意蕴,拓宽了爱情的边界,探索了同性情感的多元化表达。     

庄周梦蝶与“以物观物”──《齐物论》主旨解读

“在周梦蝶”是《庄子·齐物论》篇末的一则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以物观物”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关于“境界说”的著名观点。王国维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市我之境,以我现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庄周梦蝶”是由梦觉状态的不分来象征认识主体与客体即‘我’与物…     

从“物我齐一”到“人机交互”:物化传播视域下元宇宙的主体性研究

作为互联网迭代概念的元宇宙主要依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人类在虚拟交往中有可能发生主体异化现象。考察技术谱系可知,从工具导向到机器导向再到智能导向,人类主体依次经历物我齐一、物我分化、人机交互等物化传播的三个阶段。元宇宙属于智能信息驱动的虚拟社交平台,依旧存在数字维度层面技术性对主体性的消解与遮蔽,表现为人类主体在虚拟交往之中容易迷失理性而张扬欲望。为了避免元宇宙的主体异化,需要结合工具理性的技术特征进行基于价值理性的人文建构。     

“拼凑”记忆:作为现象的电影身体

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中，“身体”立场在其中发挥的微妙平衡作用值得重视:摄影机械的再现视角无法回避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主观过滤”，而“身体”的影像在历史记忆中对完整经验的保存具有重要潜能，即以影像身体的即时性、片段性的局部经验保持对世界完整性的暗示。从现象学立场出发，论述电影中的身体如何作为“具体经验”完成对作为“完整经验”的记忆“任意”却“丰富”的拼凑，即身体如何“重拾”记忆的“真实”。“身体”作为视角看待记忆的再现，需要重新思考记忆再现时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记忆从来都不是与现在割裂的、被想象在银幕上的他者，而是与当下紧密相关的过去，需要注重对“此刻”身体感知经验的表述。同时，电影中的空间并非所叙记忆事件的背景，而是身体记忆所生成的空间，且空间中的身体往往承担着“传感器”的作用。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反思

为推进环境保护,“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企图通过确立非人存在物的伦理地位,用道德良心来约束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破坏欲望.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一些原因和传统伦理学在解决环境问题时面临的困境.但是各派“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理论都没有为非人存在物的伦理地位提供充分的本体论证明,并且它们都从生态科学的结论推论出生态伦理学,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要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这不但使得这些理论显得很薄弱,还决定了它们的乌托邦性质.     

“奇绘物”还是“奇缯物”

《宁夏风物志》第43页载:“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当时乌氏县有一个名叫保的人……经营畜牧业,又很擅于经商。他看到其西北的戎不会养蚕、织丝,便用他经营的牛羊从秦国那里交易来丝绸,然后再将丝绸和戎人交易牛羊。倒手一次,即可获利十倍……”以上文字,也被其他著述广为引用,但其中有关“丝绸”之事,还值得商榷。此事首见于《史记·贷殖列传》: 乌氏保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亦有记载,唯“鸟氏倮”作“乌氏赢”,“奇绘物”作“奇缮物”。     

物的到来如何可能?——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物"及其通达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对物首要的态度不是追问“物之为物”,而是关注如何“成物”;强调以自身参与到物的生成中去,成己以成物,遂使物成为“事”,使万物一体;强调以“味”、“感”方式进入物之中,发展出不同于“看”的通达事物之方法论。进入事物之中而使事物退隐的可能性降低,为克服今日世界的数字化、表象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作者论批评在美国——安德鲁·萨里斯与宝琳·凯尔的“圆与方”之争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逐渐成为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的焦点。为提升好莱坞电影(以及电影批评在艺术批评中)的地位,安德鲁?萨里斯对法国作者论进行了策略性的引介与改造,提出了“三个同心圆”的作者论批评标准。安德鲁·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方法遭到了以宝琳·凯尔为代表的影评家们的反驳,他们围绕影评的本质、电影批评的方法、影评人的职责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宝琳·凯尔捍卫其精英式的批评立场,对安德鲁·萨里斯的观点逐一驳斥。安德鲁·萨里斯则通过批评实践回应了美国影评界对他的质疑。电影批评理论的“圆与方”之争影响了随后出现的新好莱坞创作,为新好莱坞电影文本(以及参照作者论重新加以审视的古典好莱坞作品)的批评作了观念、理论和方法上的准备。     

影像代偿:好莱坞电影中“精英黑人”的影像表征

影像转向的语境下，影像开始替代口头语言和文字成为受众认知世界的主要媒介。但即便是影像，也并非一定是对现实的客观再现。作为“造梦”装置的电影，以影像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极具逼真效果，极易被误认为“现实”。在部分好莱坞电影中，黑人形象已经摆脱了早期的缺位状态或者刻板形象，更多以“精英黑人”的形象出现。但这种精英化的影像表征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实上，电影通过指涉现实等方式，消解了虚拟影像与现实之间的边界，使“精英黑人”的电影形象变得逼真和普遍，掩盖了黑人群体在现实中的真实社会地位。进而，电影作为一种影像层面的代偿，通过涵化观众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戏剧性地消解了现实中的社会和阶级矛盾。     

“物”的多重面相

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物”从来不是僵死的客体或者枯燥的抽象者,而是内部包蕴着动能与元气的有机体.古代经典文本里的“物”,始终闪烁着自内而外显形的独特光辉和多重面相.借助词源考察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使人们更深地理解“物化”、“成物”、“序物”、“格物”、“与物同体”等思想的内在相关性,并将这些看似独立乃至对立之“物”的面相凝结为一个整体.这对思考“物”之现代意蕴也是颇有裨益的.     

论中国电影的“禅意”旨趣与美学境界

“禅”语境下自然物象的呈现方式与传统的“电影赋比兴”手法有很大区别,其联想与譬喻的成分大幅度地减少;中国电影中那些有违常理的“叙事变奏”往往与禅宗“反常合道”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这成为影像媒介建构禅意旨趣的重要手段。“静默”作为一种感性化的视觉体验,其所代表的恰是中国电影与“禅”在审美追求上的一致性。无论是中国电影对“无我之境”的自觉追求还是时空幻化所展现出的“圆融”观念,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以“禅”为内蕴的美学境界。     

西方文学批评之“伦理转向”述评

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的“伦理转向”进行述评,追溯该“转向”的背景并综述“伦理转向”后的主要伦理批评流派。文章指出,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伦理转向”（ethicalturn）后,无论是关注道德自我成长的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还是以他者为尊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都强调人的主体性,是对后现代主义时期主体性解构热潮的反驳;探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成为伦理批评的重要内容。     

“全文本”与普遍隐含作者

本文讨论文本的边界,指出有大量伴随文本会进入符号文本,实际上一旦离开文学范围,进入多媒介符号文本的讨论,文本的边界就变动不居:某些成分散在四周,也有不少成分成为文本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建议把这种现象称为“全文本”.而文本的边界划定,直接影响隐含作者的产生:不仅是小说和电影可以有隐含作者,所有的符号文本,普遍都有一个隐含作者体现其意义与价值观.     

“电影电视”:一种新文体的诞生

当下越来越多较为成功的电视剧、动画片和综艺娱乐等电视节目,尝试走向影院的大银幕,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电影电视"。"电影电视"的勃兴体现着复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既缘于媒介融合背景下影像整合的内在规律,也得力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外在召唤。全新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影像既扎根于传统文艺的沃土,又脱胎于深厚的影视积淀,实现了文艺形式的涅槃,"电影电视"这一文体的出现是影像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电影电视"的内涵非常丰富,是一个不断发展衍变的概念。今天的"电影电视"在不断完善自身品质的同时,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身份自信和道路自信,应当大胆地明确自我既非电视也非电影的独特存在。"电影电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简单的名称转换,必将深刻影响到影像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整个流程。     

欲望叙事:世纪之交以来叙事伦理的转型

现代叙事在本质上具备伦理的意义。关注伦理核心要素的欲望叙事无疑更集中而深切地反映着自由伦理的演进历程。伴随着商业世俗主义思潮的合法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欲望叙事所呈现的现代主体性自由伦理现在其后、尤其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中发生新变,衍化为以“消费者”为主体核心、以“消费欲望”为表现核心的新的消费伦理观。欲望叙事伦理的转型,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转型。具体表现为:本能与灵魂分离的人性异化;从“创造者”到“消费者”的主体异化;从自律到自恋的“自我”异化。     

“占有”抑或“存在”：马克思对幸福主体生存样态的澄明

占有欲望不是人性的一般特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的具体表现，把对对象的占有欲望的满足当作幸福的源泉，是私有制社会的特征，占有与人发生联系的所有事物的欲望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人的“占有”生存看似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发挥，却显示了人对物的奴性依赖关系；人的“占有”生存看似是人对物统治的背后，却显示了人被异化成为了物的附属物。马克思认为，幸福的生成逻辑在于人从各种依赖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人”的全面方式“存在”。只有实现对幸福“占有”主体生存样态的扬弃之后才能摆脱“物性”主体逻辑的束缚，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并真正获得“属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