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淀说”质疑

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积淀说”被某些人认为是我国五六十年代美学研究的唯一有价值的成果,但深入研究即可发现,“积淀说”在理论上根据不足。 一、何谓积淀? 据李泽厚先生说,“积淀”这个词是他受了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他给的最基本的解释是:“所谓‘积淀’,正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从哲学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从这段话看,“积淀”指的是人性产生的过程,“积淀”的意     

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

1986年,初出茅庐的刘晓波向美学泰斗李泽厚挑战,在《中国》7月号上发表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此文曾引起了两种毁誉不一的极端性评价。当我们对前一阶段的美学研究进行一种必要的总结,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时候,李泽厚的“积淀说”和刘晓波的“突破说”便成为一种不容回避而又必须超越的课题,这也就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因。本文力求在严肃的学术立场上就李、刘之争的美学问题加以讨论。     

王国维“游戏说”再认识

本文是对王国维"文艺是天才游戏之事业"命题的本来面目作出的一种解读.本文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文艺游戏说乃是针对我国传统文艺的实用功利观念而发.文艺是游戏,其实质是势力之欲的发表;文艺是天才游戏,其性质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     

“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中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中不害重术不重法。中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     

是谁先弥补了“积淀说”之不足

《学术月刊》编辑部: 尊刊1993年第5期发表的陈炎《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为《新华文摘》所转载,影响甚大。阅毕此文发现,该文虽然论述严谨,但在史实方面却有所疏漏。特在此提出若干补证。 陈文在论述了李泽厚的“积淀说”之后指出:“当李泽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乃至崇拜之时,刘晓波却开拓了自己的‘背叛’”(指提出“突破说”),又说,“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刘晓波并不是进行这种‘背叛’的‘第一个人’”。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刘晓波1986年7月提出“突破说”之前的4年中,已有一些学者直接地、明确地对李泽厚的“积淀说”提出了批评,并且提出了“刚好弥补了积淀说之不足”的系统的理论学说。     

对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说”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我们是这样认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认识,已不适应新形势.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认识进行再认识.一、马克恩主义体系的丰富内容不是"三个部分"所能概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而且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被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在理论研究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拓.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看,他们的研究活动不限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还     

对严羽“别材别趣”说的再认识

本文通过对《沧浪诗话》关于诗歌的特殊材质和审美特质之认识的分析,说明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其实是对中国古典诗歌本质特征全面的、总结性的阐述,因而主张对之做出新的认识和评价。     

再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兼答朱立元、陈引驰先生

拙作《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在《学术月刊》1993年第5期上发表以后,曾引起一些学界同仁的兴趣,该刊曾就此问题在上海举办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会上,有20余位学者就拙文以及由此而涉及到的美学、哲学,乃至文化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其中朱立元、陈引驰、夏中义、邱明正四位专家的意见已作为论文在《学术月刊》上陆续发表。此外,并未出席这一会议的曹俊峰、徐梦秋、晓声三位先生也撰文参与了此次争鸣。从已经发表的文章来看,有些学者基本上赞同笔者的意见,并力求在拙文的基础上将问题引向深入,如邱明正、徐梦秋;有些学者对李泽厚的“积淀说”和刘晓波的“突破说”也提出     

“积淀说”：我的怀疑

“积淀说”：我的怀疑魏之郴李泽厚先生在谈到“积淀说”时讲，他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美感两重性”（“社会功利性和个人直觉性”），“也正是指的这种积淀的审美心理结构”①。又说，“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认为”要研究这种“心理结构”，“后来”他“造了‘积淀’这...     

晚清“西学中源”说再认识

以往的论者们多因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消极性而对其 加以全盘否定，其实，“西学中源”说更多地起着消除人们心目中的抵触情绪、睁开眼睛了 解西方世界等积极作用。其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对“资本”范畴的再认识──兼评“社会主义资本”说

对“资本”范畴的再认识──兼评“社会主义资本”说马德　进入９０年代后．尤其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规划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非常活跃，大家努力探索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其中对＂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再认识又被...     

对“商业秘密”的再认识

"商业秘密"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概念.与传统理解相比,<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扩大了商业秘密的范围,强调其本质特征为价值性、秘密性、保密性.商业秘密是指与商品生产经营相关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处于秘密状态,且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经营、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信息.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商业秘密会不断更新.     

对“钱”的再认识

钱,俗称钞票。学名货币。在对钱的看法上,长期以来,人们褒贬不一,毁誉交加。在目前城市经济改革步伐大大加快的形势下,许多事情都与“钱”字有关,因此很有必要对钱进行再认识。 一、钱本身不存在善与恶     

对“客观性”的再认识

“客观性”范畴是目前涉及较多、含义模糊的哲学范畴之一。对它的众多界说中,以那种从与“主观性”相对的角度把“客观性”表述为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说法最为流行。广义地说,这种表述是正确的。但是,仅从这种规定来了解“客观性”,并未把握这个范畴的真实思想。因为,翻开哲学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洛克把“客观性”说成是外物存在的属性,还是康德把它说成是先天范畴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或者是黑格尔把它说成是“绝对精神”的本质属性,他们都不否认“客观性”是一种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普遍必然性,相反,承认这一点正是他们的不同学说的共同之点。哲学史上的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客观性”的含义     

“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李泽厚对我的影响及我与李泽厚的分别

积淀说最早是李泽厚在美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将思想重点转向中国哲学后,又用来说明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三十多年来坚持以伦理心境解读性善论,最初就是受到了李泽厚的影响。与积淀说相比,我对性善论的诠释可以叫作结晶说。结晶说虽然脱胎于积淀说,但二者又有多方面的差异:积淀说重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重在解说先天而先在,重在建构情本体,而其实质是放弃本体;结晶说重在性善论的解读,重在阐发后天而先在,重在重构仁本体,目的是将道德本体讲透彻,坚持好。二者之同异,不可不察。     

“积淀说”的反思与重释“新感性”

“积淀说”在当代中国美学和哲学中影响巨大,但这一理论有着严重缺陷。首先,这种理论所持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思路,造成美学的过度理性化;其次,内容积淀为形式忽视了形式有着自身独特的、不依赖内容的起源;再次,对“实践”也不能理解为依照理性来实施行动,而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最后,“新感性”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它既不能变成“理性的感性呈现”,也不能看成是原始本能的激情迸发。“新感性”是感性经验的积累,感性生命力的焕发,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关于“再认识” 的认识

近几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颇为流行。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再认识”的基础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去“再认识,,认识的目的是什么。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正是利用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方励之就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它象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必须把它脱下来。”显然,他们所谓的“再认识,,只不过是马列主义“过时论”的代名词,是要用他们那套“新理论”取而代之,进而达到他们否定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传记片”再认识

传记片的创作一直是中外电影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围绕着传记片的创作,理论界还存在着若干误区.本文从传记片的类别性、传记片与真实人物故事片的区分、传记片的传主选择与创作诉求、传记片创作中真实与虚构问题等方面,详细探讨了传记片的美学特征与叙事策略.     

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本文作者在今年九月举行的全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曾引起与会者的热烈争论。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刊特将其部分内容予以发表。     

对李鸿章“利用外资”的再认识

过去,史学界对李鸿章,多持否定的态度,并把他“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活动斥之为“对外依赖”、“卖国求荣”。对此,我不敢苟同,陈述浅见如下。 李鸿章“利用外资”的主客观原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地方上崭露头角的李鸿章,先后三次举借洋债,用于“购买外洋枪炮”,镇压太平军起义。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出于对“自强”的憧憬,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办起了军用工业。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又打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