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大将乞力徐小考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八月,“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事隔二十多年以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与唐树栅为界,置守捉使,河西节度使、散骑常侍崔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吐蕃军事力量概述

吐蕃军队堪称劲旅,战斗力坚不可摧,在其对外扩张战争中显示出强大的军威,西域诸国纷纷臣服纳贡,即使盛誉海内外的大唐帝国,在与吐蕃争锋中也连遭挫败。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攻陷京都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永泰元年(765年)、贞元二年(786年),蕃军前后两次进逼畿辅,京师戒严,吏民震骇,人心惶惶。中唐以后,唐朝丧失西域、河陇之地,吐蕃“自恃其强,致书用敌国之礼”(《资治通鉴》卷二一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下)

二十三、何敏何敏即上文所载的何锁南普之子、何铭之弟,父子三人皆充任使西番使者,亦属罕见。明政府的这一安排,显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何锁南普曾任元吐蕃宣慰使,何氏家族在藏族地区是有影响的。宣德初,松潘卫军人激变生番,发生松潘之乱,何敏的出使活动,即自此始。宣德二年五月丙午升行在鸿胪寺丞何敏为行在锦衣卫指挥佥事。敏习番语,始由通事进。至是命与都指挥佥事蒋贵往同松潘卫指挥吴玮招抚番寇。……(《宣宗实录》卷28)     

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

一、19世纪前拉达克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拉达克(Ladwags),即今西藏阿里以西,以列城(Lch)为中心的地区.此地原为西藏阿里的一部分。公元7世纪初,吐蕃兴起于中国西南的西藏高原,其名王松赞干布逐渐统一了高原各部,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吐蕃政权。就在吐蕃政权正式建立前后,今拉达克地区即为吐蕃所征服,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据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父曩日松赞(gnam ri srong     

冯德遐使蕃考

史书中仅有寥寥数笔提及冯德遐,许多学者将"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吐谷浑王入朝","吐蕃进攻吐谷浑"作为确定冯德遐入蕃时间的依据。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将此作为判定冯德暇出使时间的依据或多或少存在逻辑混乱。冯德遐使蕃前后是唐朝两击吐谷浑,蕃使两次朝贡。据此,文章将冯德遐使蕃时间确定在唐朝第二次击溃吐谷浑之后、蕃使第二次朝贡之前,即贞观九年夏秋之际,其出使目的是向吐蕃阐述唐朝在吐谷浑问题上的政策。     

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变化和代表性,且影响吐蕃王朝最深者。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其中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及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勾勒出吐蕃众相制的部分轮廓,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众相的官衔、员额、任期、职权以及众相是为大论的候补人选等,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再次证明了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松赞干布发兵助王玄策事析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相助唐使王玄策,击败中天竺(今印度),夺回天竺诸国向唐贡物。这一史事充分反映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汉藏两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友谊的一页。一公元7世纪初,天竺分为东、南、西、北、中5个部分。其时,唐王朝与天竺诸部来往较密,关系也很和睦。贞观初,各天竺均曾一再遣使唐朝,唐太宗也几次派梁怀璥、王玄策等人出使天竺,并派人到天竺“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唐太宗还派出高僧玄奘去天竺游学,玄奘在印度历时15年,广会僧众,遍游天竺。回国时带回大量佛经。     

汉王朝统辖西域的重要物证 汉归义羌长印小记

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大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凿空”之旅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往来,为汉王朝统辖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城(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设置西域都护府,并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下分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千长等,保留原来西域诸国名称,封任原有的首领。     

松区的地理位置

一一九二一年伯希和在《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吐谷浑与苏毗的札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据《唐书·西域传》:“苏毗,……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得出结论:孙波即松巴的音译,义为松巴部落。在这篇文章的诸多论点中,只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慨然接受的,而其余的则尚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照伯希和的说法,苏毗是羌语,孙波是吐蕃语,两者系指同一事物。然而《唐书》载:“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只有将这句释为:苏毗隶属于吐蕃之后,     

知识荟萃

史籍记载,我国西域地区自古就是出产好马的地方,如龟兹(今新疆库车)出产的马被誉为“天骥龙麟”,焉耆马被称作“龙驹”,巴里坤马被称为“胭脂马”。而在众多的好马品种中,最被称道的还是出产于乌孙(今新疆伊犁一带)的“天马”——“西极马”。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西域乌孙马开始传入内地。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张赛出使西域至乌孙国时,将汉朝皇室的诸多礼品赠送给乌孙王,乌孙王昆莫以“马数十匹报谢”。     

西南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引起中外关注

据中外文献记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三条:一出西域,一出海道,这已被后人所探明。除此之外,历史学家们认为,还存在着一条更早、更长的从四川成都起,南下滇、缅经印度、西亚抵里海的南方丝绸之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据史书记载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买到了“蜀布邛竹杖”。《汉书》中记     

唐代吐蕃与于阗的交通路线考

公元7—9世纪吐蕃进出塔里木盆地期间,于阗(今和田地区)成为其重要的控制区域,当时通过克利雅山口,经过于阗,北至麻扎塔格的路线,人员往来频繁,为吐蕃至塔里木盆地的主要路线之一。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条路线的走向、沿途的重要地点以及军旅、僧众的往来进行了探讨,以揭示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交往的这条重要路线及其历史影响。     

张骞与西汉中期的“断匈奴右臂”战略

作为西汉武帝派出的第一个通西域的政治使节,张骞的足迹西达天山南北、葱岭东西,被当时人称为“凿空”,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中西交通的开拓者。张骞第一次出使期间,汉匈战争由开始而取得了元朔二年(前127年)河南之战的胜利;他回国后,汉朝又取得了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之战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巨大胜利。为回答汉武帝的询问,张骞依据其所了解到的西域情况,明确提出了彻底战胜匈奴贵族的军事战略——“断匈奴     

明代居留李氏王朝西域人史事辑述

早在元代,居于中土的西域人即以军士、官吏、商人、工匠等身份流入元廷设于高丽的征东行省,并于当地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后,这些西域人多留居于朝鲜半岛。加之其时仍常有来自西域、蒙古高原及南海的西域人以入附、经商等形式进入李氏王朝,朝鲜文献遂亦不乏西域人于此活动的记载。史事反映,明代朝鲜半岛尚有西域水精采集者、伊斯兰教士、商人及其他西域职业者,他们保持了族群特征,参与国家盛典祈祷和陆海商业贸易,其风俗生活亦为朝鲜社会所关注。15世纪中期后,随着李氏王朝族群同化政策的实施,西域人逐渐融入主体族群中。     

附国与吐蕃

长期以来 ,附国问题不仅与吐蕃密切相关 ,且一直颇存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 :一、附国是否为吐蕃 ?二、附国位于何处 ?三、附国的下落即附国是怎样灭亡的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吐蕃史的角度以及具体的地理环境、文化与史实背景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认为附国非吐蕃 ,其中心位置应在今川西北雅砻江所流经的甘孜县一带 ,并从敦煌吐蕃藏文写卷“编年史”的有关记载对附国入唐以后的下落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推测。     

汉藏友好、和同一家的象征 唐蕃会盟碑管见

<正>如今矗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长庆三年（823年）唐朝和吐蕃为纪念长庆元年（821年）双方会盟成功而立的纪念碑。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的碑文，不仅是历史上汉藏友好的象征，对于唐蕃关系史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法国著名藏学家戴密微在其著作《吐蕃僧诤记》中，对此碑自清代以来被中外学界关注与硏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盛誉其为“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有关亚洲最重要的碑铭资料”。史载，唐蕃之间总计有不少于10次会盟。长庆会盟是唐蕃多次会盟中的最后一次、     

吐蕃迎金城公主遣使考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进藏,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联姻,是继文成公主之后唐蕃第二次联姻,是汉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史书所载有限,此次吐蕃为迎公主所遣使臣,众说纷纭,不能终一。笔者以所见资料,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一一考订出吐蕃迎婚使,以彰其功。     

吐蕃时代的杰出女王墀玛类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的记载,一位曾以三种不同身份——赞蒙、母后、太后(即)出现的女性墀玛类(705～712在位)活跃在公元675年至712年间,她便是吐蕃历史上的一代女王墀玛类。 墀玛类是芒松芒赞(650～676)之妻。虽说在其子墀都松( 676～704)翦灭噶尔家族之前(即699年前),吐蕃王朝的军政大权,几乎操纵在噶尔家族手中,但墀玛类还是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如675年春,赞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

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元朝在藏区设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一,治所在河州。对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学术界至今尚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实际上是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如总管府以及总管府下辖的各州、县,这一系统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二是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如元帅府等;三是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等。四是招讨使司系统。二、三、四系统均以军事管理为主。五是管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宗教机构,但这一系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中。一些论著中之所以未能理清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理体系,其原因就在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两大系统都兼有一定的军政管理职能,也都管辖着相应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只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都元帅府则偏重于军事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