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有效促进企业履行社会公益责任

企业支持公益事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而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公益责任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有效发挥其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加强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和社会公信力的建设;发展慈善组织,规范慈善行为;非营利组织应加强对企业公益和富人慈善家的宣传;企业应履行社会公益责任,加强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非营利组织社会责任及测度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Organization）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公益性、互益性、服务性的非政府、非企业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与社会责任，明确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与社会责任并加以测度，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部机制看，对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对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与社会责任做理论分析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非营利组织进行社会责任测度的初步构想。     

会计目标：决策有用与受托责任——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会计目标在会计界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受托责任学派认为会计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目标是向债权人、潜在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的会计信息。融合理论认为会计目标在于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表现在有助于经济决策和反映受托经营责任两个方面,会计信息系统是会计信息生成系统和会计信息分析利用系统的有机统一。本文在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决策有用性”和“报告受托责任”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报告受托责任”是“决策有用性”的一部分。     

非营利组织商业化及其规制

要合理限制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防止其成为个人利益的输送工具,就需要跨越民法、税法、行政法等法域,构建一系列的规则束。政府以税收优惠等特别利益,来引导非营利组织主动接受法律监督,此为诱致型法律规制;禁止非营利组织内部成员从商业活动中牟取私利,此为禁止型法律规制;为解决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应确立起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成员的公众义务,此为义务型法律规制。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若干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经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社分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对受托责任本质论和契约本质论的选择

受托责任反映的是一种产权关系,它存在的条件是明确的托付和受托关系,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契约关系。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支持受托责任论,但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委托人数量的增加,委托代理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晰,受托责任观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契约本质论认为会计是作为企业契约推行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它的基本内涵在于强调一个人在追求和保护自身产权权益的合理性、合法性的同时,应该考虑产权的行使对他人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基于公共受托责任视角的政府会计目标优化

政府会计是适应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对受托责任需求而产生的,政府会计信息被用于监督和确保经济、社会和政治契约的有效履行.以公共受托责任为基础,应按照"谁是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和"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来导入政府会计目标,促使政府会计信息充分披露政府运营绩效和财务状况,从而使社会公众、立法机关对政府提供服务、参与竞争、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有针对性.以公共受托责任为逻辑起点构建政府会计目标是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出发点:构建合理的政府会计全面目标;优化政府会计的基本目标;确立政府会计的具体目标;明确政府会计目标的层级等.     

论非营利组织税法体系的构建

非营利组织应当是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特质及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缺陷，应严格区分非营利组织的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对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采取差别税收政策，细化免税政策，避免税收优惠被滥用，改进捐赠税收制度，构建适合非营利组织的特殊征管制度，强化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     

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在公共管理改革和创新的背景下,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中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然而,公共责任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极大困扰.从责任缺失这一问题出发,探讨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相关内涵、公共责任机制实现的困境及其构建等内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的构建应当从包括监督、评估、反馈等三方面的技术层面以及信念道德等价值层面同时进行.     

民生工程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相对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是处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域。非营利组织本身具有的特性决定,非营利组织应成为民生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更是民生工程长效机制运行的重要保障。非营利组织参与民生工程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强调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模式,而公民社会理论则把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发育的重要途径。从理论上而言,非营利组织实现与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民生工程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在中国民生工程建设的实践中,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尚不充分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索非营利组织参与民生工程建设的有效路径。     

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公益活动不仅是志愿者的利他主义行为,而且负有组织和动员公民的爱心为最需要者做好事的任务。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缺失必然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招致公众的不满,资源的减少,损害公益活动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因而,必须加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     

会计电算化及其软件的"反记账""反结账"功能

计算机在会计核算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会计软件开发者为迎合用户口味,在一些新版本中增加了“反记账”、“反结账”的功能。这些功能虽然方便了会计人员的日常工作,但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却打了很大的折扣。因此,会计人员需要在核算过程中禁用“反记账”、“反结账”的功能,软件开发者应停止这种功能的开发。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探讨

会计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而会计制度又随着会计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和完善 ,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规范会计工作与会计行为 ,我国会计制度的变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变迁的动力机制既有会计发展的内在需要 ,也有会计制度博弈论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对此 ,我们应该运用辩证与发展的观点 ,正确看待我国会计制度的变迁 ,并抓住加入WTO带来的机遇 ,不断完善会计制度体系 ,以便更好地与国际会计管理接轨。     

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特征及其路径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群体,在交往中出现了空间转移、对象变化、交往媒介多样化及意识形态异化等新特点。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应进一步完善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相关制度;加强城市新型城市文化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疏导工作。     

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

新《会计法》明确提出“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在建设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现代进行企业制度、强化内部自我约束机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并提出完善内部会计控制的对策,很有必要。     

事务问责与政协政治功能的重建

政协在事务问责与政治问责的运作中存在着功能缺失,因此必须重建政协的政治功能。其目的在于重新厘定政协的权力定位,并对政协与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权限进行规定,使国家权力建制更为健全。这一重建的着力点有三:首先,在政治上,政协应该追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应该掌控在哪些人手里;其次,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政协应该追问权力应该由谁来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特别需要关注党际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最后,在权力运行后果上,政协有责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在政治实践中,政协政治功能重建应以制度为中心,并从三个向度体现这一重建的内涵:第一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坐实,包括基本法律条例和体制的完善,良好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塑造;第二是对政协组织方式的有效改进;第三是获得国家与社会对政协新政治功能的认同。     

简析孔子权变灵活的思想与行为方式

孔子是礼教的遵守与执行者,要求人们严格按照礼制规范说话行事,不能违背,不能僭越;但他并不死板拘泥,而是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出鲜明的权变特色。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也显出几分灵活机智,不像后世道学家们笔下所塑造的那样道貌岸然,枯燥乏趣。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