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宁绍地区的藏书业

宋代宁绍地区藏书业在前代基础上得到快速发展,不仅政府藏书和州、县学藏书丰富,而且出现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私家藏书业发达。宁绍地区藏书有其特色,不但藏书家多,而且出现承沿数代的家族藏书。更有不少嗜书如命的藏书家。宁绍地区公私藏书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是经济繁荣,造纸、刻书业兴盛以及教育事业发达。     

宋代边防立法考述——以军法为中心

宋代是一个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历史时期。基于边区庞大的驻军数量和复杂的军政环境,统治者高度重视边防法制建设。其中包括严禁边将擅自发兵,严禁边将私置亲兵,严控官设亲兵数量,严惩边将擅离职守诸禁律,在稳定边区军政局势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重量刑的边境士兵逃亡法,则是管治边防军队最重要的军法。但在军事司法实践中,边将的执法权力却被过多剥夺。以军法为中心解读宋代边防立法的用意,可见统治者竭力维护边区安定,规避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产生事端的良苦用心。这也是宋代"守内虚外"国防理念的写照。     

以李公麟为中心的宋代陶渊明绘事及其意义

在陶渊明文名和人品声誉日臻颠峰的宋代,与他相关的绘事也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历史上第一位有伟功于陶渊明的大画家是北宋的李公麟,他最有名的陶画是《归去来兮图》和《莲社图》。他的画构思新颖,凸现了陶渊明豪放刚烈的一面,宋代题跋、学习李公麟陶画的作家和画家不乏其人。陶渊明绘事兴盛的原因与宋代人接受和推崇陶的原因是一致的,苏轼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宋代的陶渊明绘事丰富了对陶本人及其作品的理解和体悟,也表明他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融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论文学雅俗观——以宋代文学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俗既是道德裁量的价值标准,又是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雅与俗分别对应着中心与边缘、古与今、上层与下层、精英与大众,既二水分流,又兼摄交融。随着中古文化向近世文化的转型,晋唐时期带有贵族色彩的传统雅文化观念,逐步被带有平民社会底色的雅文化所嬗代。宋代文人一方面以复雅归颂相号召,另一方面又难免随俗波靡,但是崇雅黜俗始终是其主流。宋代文人所建树的新雅观念,既有古典传统的因承,又有化俗成雅的新机。作为时代口号的"以俗为雅",其目标追求在雅而不在俗;不能简单地将宋元以降的文学发展轨迹表述为由雅向俗的倾斜或转变。     

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

土贡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起源于夏代,完善于唐代。宋代的土贡亦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宋代土贡分为"常贡"与"杂贡"两类,"常贡"是其中最具稳定性和典型性的形式。它一般由户部进行管理,以州一级的行政单位来征收。土贡的贡物通常是通过官府收购、官办手工业制造、专门贡户生产及强行役使民众制作等途径获得,转运使负责在每年年底前运送到京城,太府寺负责其入库及支用。     

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

唯物史观派和史料派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派别。两派虽呈对峙之局,正面交锋却不多见。来自史料派大本营的童书业曾与史观派中的王宜昌、李季和翦伯赞展开辩论,公开对其进行学术评估。他并不否认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但反对部分唯物史观者的唯心的古史观及其对考据派的谩骂式批评。他指明史观派所用的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他还认为唯物史观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宗教哲学。童书业心目中的唯物史观者,与1949年之后的正统认识大相径庭,其范围要宽广得多。抗战后唯物史观派的上升也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不只是政治变动的结果。     

宋代的书业贸易与文学的商品价值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宋代的图书贸易呈现出繁荣活跃的局面。文学由抄本时代进入印本时代。书坊主或者是印卖单篇作品,或者是编印成书售卖,文学的商品价值开始得到充分地体现。文学的商品化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条新的传播文学作品的渠道,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影响,而且对文风的演进、文派的形成也具有某种推进作用。     

论宋代的举官制度——以崔与之的举人为中心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人才最多的一个朝代,究其原因,除了一系列科举改革使优秀的平民子弟易于脱颖而出,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机会,又与实行有连带责任制的举官制度有一定关系。为了推荐出好的官员,宋人提出了许多良好的人才观,其基本观点大致有两种：一是刘挚的观点,主张人才必须德才兼备,缺一不可;另一种是袁燮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德与才往往是分离的,所以必须“两者兼用”。但由于人才难得也难知,在具体实践中仍不免会有失误,即使像王安石、司马光等大政治家也不可避免。可是,南宋名臣崔与之推举人才甚多,却很少失误,其成功原因主要是在正确人才观的指导下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知人善任,真正重视人才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二是为国荐贤、不市私恩;三是在举人中没有宗派观念,不存门户之见。宋代有连带责任制的举人制度和崔与之举人不失误的原因,对我们今天如何做好干部的选拔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     

关于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

冯佐哲同志这篇译稿原文较长,限于篇幅,我们对与开封无关的部分正文和一些注释作了删节,特此说明。 ——编者     

略论清代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和影响因素

清初,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受统治者严厉的文化政策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在经历了清代前中期的发展后,理学和经世实学渐兴,为大同地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和文化支撑。地方官和文人也参与其中,积极支持推动刻书业的发展。至清末,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中也不乏经世致用之书。国家的文化政策、地方官和文人成为影响清代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明代内府刻书机制考论——以敕纂修图书为中心

通过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的钩沉,勾勒了明代敕纂修图书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图书编纂、审定、刊刻、装帧、发行等一整套业务流程构成的国家级出版活动,其实质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太监在明代内府刻书中只起到了司礼监刻书与其他机构所刻书版的管理职责,与内府刻书质量关系不大。     

宋代徽州的民间宗教信仰——以《新安志》为中心

宋代徽州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既囊括了传统佛、道诸神,亦包括名目众多、带有很强地域色彩的英雄人物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徽州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祈求神灵保护、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和愿望。而神灵种类的繁多,又体现了宋代徽州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征。     

略论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及其类型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也因为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南宋浙东各地刻书业之间,无论刻书主体抑或所刻书籍,均颇具地域特征,并大致可分为以越州、婺州、明州为代表的三大类型。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期浙东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面貌。     

宋代理学家的文艺本体论 ———以诗文书画为中心的综合考察

两宋理学家的文艺思想相对于传统文人而言具有自身的共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内部的分野与嬗变。其文艺本体观集中地表现在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上,虽大致显示为由重道轻文到融汇为一的演变趋势,其内在过程却复杂得多。而这种演变背后的思想支撑,则是南宋以来理学家多将文艺活动纳入格物穷理与心性修养的道学体系,表现出对理学先辈"作文害道"说等极端文艺观的反思,也是对孔子"游于艺"思想的认同与归位。理学家的"游艺"之学涵盖诗、文、书、画、琴、棋等文艺形式,因此,唯有将其在诸文艺活动中所发之艺术见解统摄在理学思想视域下进行综合考察,庶几可以深入揭示其艺术精神及演进轨迹。     

城市文脉的文化用典——以宋代诗词中的扬州书写为中心

扬州作为江淮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和辐射地,在中国地域文化的分布中地位重要。在文化集大成的宋代,扬州的城市文脉在宋人引用前朝唐人的诗歌典故中,在延续前朝城市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本朝特色的城市文化,并进一步向前发展。南朝梁时的"何逊在扬州"、晚唐杜牧的"珠帘十里"、北宋欧阳修的"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这三个共存在宋人笔下的扬州典故形成和改变了扬州的城市印象,同时也反映出宋人复杂的心理:一方面表达出对唐人文化和唐时城市繁华的景仰与追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意欲包揽古今,甚至超越前朝古人的壮志与情怀。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代两湖地区的书院兴盛且日益官学化,书院刻书业比较发达,留下大量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五个方面。     

论宋代国子监教育传播的新特征和传播职能的转变

中国传播科技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与出版传媒业、教育传播业相互融合,促使印本书在文教领域广泛普及,促使教育传播的媒介结构关系全面革新,引发了教育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国子监则是引发这次变革的纽带和中枢.宋代国子监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具有独立形态而具动态性调整功能的机制创新特征.它是最高学府,又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既负责教材的编定,也对书籍的出版传播进行管理.宋代所建构的以国子监为中心和诸路提举学事司创制相结合的教育传播行政管理新格局,是我国古代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示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框架和雏形.     

从以侦查为中心走向以审判为中心

诉讼阶段论认为每一个阶段都同等重要,而实际上侦查成为了中心,因为在诉讼阶段论下,侦查机关拥有较大的权力,行使权力时有较大的自由。权力行使缺乏限制,容易产生对人权的侵犯;同时侦查结论往往对审判结论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使审判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审判的应有作用。在审判中心论背景下,强调侦查、起诉都要围绕审判进行,它们只是为审判提供辅助作用。只有审判阶段,才能充分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最终并权威地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在审判中心论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侦诉关系、诉审关系及其相应的证据规定等问题。     

宋代随州大洪山的佛教变迁:以碑刻为中心的考察①

唐宝历二年（826）,洪州开元寺僧善信进入随州大洪山,其所建庙宇在唐、五代和北宋三度得到赐额,即“幽济禅院”“奇峰寺”与“灵峰寺”。北宋徽宗朝灵峰寺革律为禅并更名为“保寿禅院”,绍圣元年（1094）曹洞宗传人大洪报恩奉诏住持,开启了两宋之际曹洞宗复兴的历程。在大洪报恩、芙蓉道楷等住持的建设下,保寿禅院虽然经历战乱和禅宗内部的变化,但大洪山一度成为曹洞宗的传法中心,推动了南宋曹洞宗的振兴。南宋后期曹洞宗再度陷入困境,保寿禅院也渐趋衰落。宋代大洪山佛教的兴起与发展,既是宋代曹洞宗由低谷走向繁荣再逐渐衰落的缩影,也揭示了宗教与朝廷、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