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季宣学术思想及其事功特质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发展历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继承原有的永嘉程学一脉的基础上,注入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内容,他怀疑程朱理学自居正统的“道统之序”说,坚持道器不相分离,主张以经制言事功,经史并重.薛季宣学术思想为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指明了与程学分道扬镳的方向,并且对朱熹、陈亮、吕祖谦等人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儒学民间化的内在理路——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进为轴线

“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其他一切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在泰州学派思想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只注意阐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而很少从整体上考察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有一个提出、发展和推向现实的过程,并从这三方面对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作一初步考察。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建构与当代价值

对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相关学者基于不同立场、视角有不同的认识。涵盖义理、经制二维,行本于仁义而功见于实事当是其较为完整准确的阐释。周行己、郑伯熊为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之开创者,后经由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几代学人持续之学术耕耘,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体系渐趋完善。叶适之后,学派走向衰微,后又于晚清重振,而无论衰微或重振,皆与学派之事功思想特质息息相关。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为“温州人精神”打下了厚重的底色,是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背后的文化命脉,对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试论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活动是以导师和门人为主体展开的。本文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个案,讨论了永嘉学派的活动样式主要包括了出版著述、书院建设、学术论辩、外出游学,其中尤以学术论辩为重要,并比较朱子学派的活动样式,探讨永嘉学派衰落的内在原因。     

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与永嘉学派

郑伯熊是叶适所构建的永嘉学派传人之一,并自此开始成为历代永嘉之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一历史人物是否足以符合学派谱系的构建需求。为了理解叶适之所以要标举郑伯熊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需要通过叶适来观察郑伯熊,以此体会叶适构建该人物时的依据与想法。叶适在叙述郑伯熊时所预构的人物类型、后人对郑伯熊的师承与个人行为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化确认,以及叶适所提炼出的郑伯熊的思想主旨,最终使其成为永嘉学派人物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区域性学派构建中所包含着的地方认同和价值偏向也定义出了永嘉学派。     

温州模式: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

一、温州模式 :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　　温州模式是由民间自发创制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 ,具有明显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特征。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有的历史、现实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原因。首先 ,从形成的历史传统来看 ,温州具有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传统 ,有重商和功利主义的区域文化传统。温州历史上曾三次被辟为对外开放口岸 ,近代与海外仍保持着贸易往来。南宋时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重经世致用 ,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 ,”主张“通商惠工” ,对后世尤其是对近代温州人影响颇大。可以说“永嘉学派”的功利…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论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

当永嘉学派在南宋晚期日益衰微时,叶适及永嘉学派的“永嘉文体”并没有被排斥出科场场域。水心辞章之学在朱学成为显学之后,仍然能够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这就是从永嘉学派到永嘉文派的演进发展过程。其中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车若水等在这一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闽学与湖湘学

闽学与湖湘学都是二程洛学在南宋的流衍与发展。两个理学流派从各自初创时起 ,便有着极其密切而友好的学术关系 ,他们互相切磋 ,彼此诱发 ,推动各自的发展 ,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但到了朱子时代 ,两个学派关系之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讲友变成了论敌。尤其在张南轩过世以后 ,闽学以老大的姿态凌驾于湖湘学之上 ,遏制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损失。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九江学派"与岭南学术传统

以"九江学派"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审视岭南学术传统,在继承、发展和批判中体现一种必要的学术接连.从经学、实学到儒学,"九江学派"的学术生命在乡土环境中获得培育,将三者合于其中,创建独特的学术思想流派,成同年间,"九江学派"以一个响亮的声音标志岭南学术的阵容鼎盛.     

论学校事故中的学校与学生关系

学校事故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规范学校事故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不是一种监护关系,也不是一种准行政关系,更不是一种可以大而化之的合同关系,而是一种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这种关系不应因学校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且不排除学校和学生或其监护人的合法约定。     

中国法学流派的创生和珞珈法学派的可能

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出现大家公认的学派,但不少学科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法学界也是如此。所谓法学流派就是指在法学领域内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系统的理论预设、研究进路和基本观点的学术共同体,学派在学术上具有理论的独特性和系统性、真理的片面性和深刻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和不惟一性的特征。政治干预学术、体制束缚发展,经济方面的诱惑,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法学学者自觉不够是中国当今法学流派不鲜明的主要原因。文章还对创建法学流派的根据、条件和意义进行了阐明。武汉大学在法学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有可能形成在理论上独具一格的“珞珈法学派”     

学校变革:现代学习型学校制度建设研究

学校变革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主题,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则是学校变革的核心内容。现代学校制度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创造性移用,其内容包括现代学校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方面。进行学校变革,可以从学校与政府关系的重新定位、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以及学校与社会、家庭关系的重建三个层面入手,以构建学习型学校作为学校变革的基本策略。     

学衡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学衡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宓、胡先■、刘诒徵等学衡派成员都受到宋诗派较大影响。学衡派内部也有唐宋诗之争,这种冲突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的论争,有着复杂的原因。     

学派观念和中国科学哲学“语境论学派”的学术特色

历史地看,学派就是共襄旨趣的文人学者群体,这种最能彰显德治的共同体方式也许是拯救学术的最佳选择。在科学哲学面临世界性学科建制萎缩、理论失效和跟踪西方随波逐流窘境的三重危机之际,中国科学哲学家基于对关于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和科学哲学发展问题的梳理,对各种研究范式的反思,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整体论思想与语境论思想的衔接和整体论哲学的重新构造,凝结形成了自己的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展示了具有中国气派的主动应对困局和勇于创新的胆识。     

关于乾嘉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最近一二十年间,董理学术史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各位先进较多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论证乾嘉学派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准确地梳理和把握此一历史过程,或可窥见18、19世纪间,中国学术之演进脉络。     

论亚历山大里亚科学学派

有关古代科学学派的研究尚属一个薄弱的环节。本文旨在对西方古典世界中辉煌一时的亚历山大里亚科学学派存在的条件、兴起的原因以及具有的特征加以论述 ,以此引导研究者把研究注意力转到研究薄弱的环节上 ,使科学史研究走出只关注概念革命和科学巨人的狭小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