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汉乐府弃妇诗发微

《诗经》、汉乐府中有一些以弃妇为题材的作品 ,通常称之为弃妇诗。弃妇被休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还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和女子没有子嗣。而造成弃妇悲剧的根源则在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以及传宗接代思想等等     

论唐宋弃妇文学

弃妇文学由来以久 ,自《诗经》以来就有不朽的佳作流传。到词体文学的兴起 ,词人不仅继承了《诗经》弃妇诗“愁”与“怨”的基调 ,而且在弃妇中贯注了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 ,并寄予其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慨。     

《诗经》弃妇诗与凶丧礼

《诗经》弃妇诗多表现被丈夫休弃、离开婆家女子的情感状态与生活内容,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和无辜,表现了弃妇自我边缘化的心理。在传统的吉、凶、军、宾、嘉五礼系统中,弃妇诗属于凶丧礼。其中所反映的"留车反马""三不去""大归"等,体现了古人在礼乐制度方面的设计。这些礼乐制度努力为弃妇回归家庭保留退路,把弃妇重新纳入社会秩序中,维护了尊重、怜悯、孝顺等家庭伦理道德。这种把弃妇问题放到家庭中来思考和解决的礼乐制度,为当事人保留体面,让参与者感受到社会温暖。     

《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

考察《诗经》中11首疑似弃妇诗,可将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氓》《邶风.谷风》《中谷有蓷》《白华》以及《江有汜》,这五首作品都或详或简地反映了夫妻关系,都有妇人被弃的描写,应属可以确定的弃妇之作;二是《遵大路》《日月》《终风》《我行其野》《小雅.谷风》诸诗,从文本、后世评论和相关史实诸方面看,都不尽符合已婚或离开夫家这两个构成弃妇的基本条件,甚至所写本非弃妇事件,故均不宜列入弃妇诗之列。三是《邶风.柏舟》,因主"不得于其夫"和"仁而不遇"之两种观点均来源甚早,且从史实和文本上较难寻觅支持其中任何一方的确证,故权且将之视为"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     

余秀华诗歌谱系与疼痛美学--以《诗经》、海子、“梨花体”为参照

余秀华是新近爆红的诗人,她的诗歌理应纳入一个比较系统的评价体系之中。从互文与弃妇诗传统、意象选择与陌生化以及疼痛与戏仿三个方面分别将她的诗歌放在《诗经》、海子,以及与之同时而稍早的“梨花体”诗歌系统中,看她的诗对《诗经》以及当代诗人作品的继承、发扬和疏离,并由此衡量其诗歌创作的谱系、特色和得失。     

《诗经》中的婚恋诗与周代邦国交往

西周至春秋时期,周天子、各国诸侯、卿和大夫等贵族的婚姻在制度上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同姓不婚制,二是媵妾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烝"、"报"习俗。这些制度和文化习俗是建立在邦国和族群交往基础之上的,婚姻对一个诸侯国或族群的发展至关重要。《诗经》中许多婚恋诗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了解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诗经》婚恋诗的理解。     

乐歌传统与《诗经》的文体特征

《诗经》是一部具有多种实用功能的乐歌,其艺术成就不是依赖以述说为主要形式的诗,而是依赖以歌唱为主要形式的歌来实现的。因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种类的乐歌,所以才有了三种不同的诗体;正因为《诗经》是乐歌,所以古老乐歌形成的套语与曲式传统就直接左右了《诗经》的语言。从乐歌传统入手,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经》的文体特征,也有可能对中国古典诗学法则及阐释传统进行补充和修正。     

孔子论《诗》与鲁迅论《诗》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阐释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孔子与鲁迅论《诗》的理由是: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自汉代之后,《诗》被尊为《诗经》,是不能被随便解释的,因而在近现代之前,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并没有打破孔子论《诗》的范式。而鲁迅论《诗》则打破了孔子论《诗》的范式,而开创了现代的新范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论《诗》对于现代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孔子论《诗》即使对于“反孔”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周代乐官与《诗经》的传播

《诗经》作为乐歌和语言交流的工具,其传播与周代的乐官有着密切的联系。乐官传播《诗经》的方式 主要有三种:一是《诗经》的教育,二是以《诗》讽谏时王,三是典礼中演唱或演奏《诗》。"乐语"、"六诗"直接促进了 《诗》的传播。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论纬书的小说特性及其对汉代小说的影响

纬书内容丰富博杂,许多纬书片断具有浓郁的小说性.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关于地理博物的记载,许多这样的记载可视为地理博物小说.纬书中有众多关于圣王、圣人的叙述,其中一些叙述情节完整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实可视为杂传或杂事小说.纬书与汉代小说关系密切,纬书的许多内容直接成为小说的取材对象,许多故事情节和叙述模式为小说借鉴和效仿,纬书重祥瑞等思想对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灵性思维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对《诗经》中的《雅》《颂》部分特别感兴趣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诗经》中灵性思维的深刻认识 ,主要表现在他对《大雅》的思维模式的研究上。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果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     

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从《琴瑟乐》看清初山东婚姻礼俗

婚嫁礼俗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统治思想的中国社会的婚姻礼俗遵从《礼记》婚姻"六礼"之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或有变异。旧传为清代蒲松龄所作的《琴瑟乐》是一篇描写女子婚姻的俚曲作品,叙述了从少女思嫁到夫妻美满的整个民间婚姻过程。它所反映的清初山东民间婚俗,仍以《礼记》"六礼"为基本框架,一方面传承着"六礼"传统,同时,受民间经济和世俗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民间婚俗向着更务实、更世俗、更喜庆的方向发展。     

论上博简《孔子诗论》的人文精神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人文哲学内容丰富,天命、王命、人性、道德、礼仪融为一体。天命含人性,以情性说诗而处处绳之以德和礼,特别是“以色喻于礼”和“民性”三“固然”,既是道德人文说,也是知识理性说。文章串述以德说诗“一字法”和联缀综述法。儒家“人本哲学”是经验人文哲学,用来说诗,其丰富多致的逻辑方法体现在语言表述中,就是贯彻“人本哲学”的具体理路。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诗经》远古婚俗透视

<诗经>有不少远古不文明婚俗的反映:以女方为支配的赘婚,以男子为中心的媵妾婚,前者造成了<诗经>时代独特的弃夫现象,后者更造成了当时大量存在的弃妇现象;此外,还有兄弟共妻制、多夫多妻制、收继制等婚姻形式.所有这些都是远古蒙昧、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群婚与对偶婚的习俗.以此可见,<诗经>时代是一个婚姻状况混乱、婚恋比较自由的特殊时代.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所绘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从宗教、政治、婚姻等若干方面,描绘出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理解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充分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思想价值。然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带着传教的企图,夹杂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这是我们在评价其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