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法律移植问题的几点思考

法律移植是人类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文章从法律移植的历史纷争谈起,分析法律移植的实质,认为法律移植是一种文化的移植,提出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并不矛盾。在当前,我国应当将法律移植作为实现法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法律文化中常见的现象,它通常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而在比较法学界,法律移植却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一争议主要不在于法律是否可以移植,而在于对法律移植可能性程度的不同估价,即如何使移植获得成功,如何使移植过来的法律更好地发挥其效用。本文对法律移植理论进行了初步评析,论证了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在分析法律移植方式的基础上总结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法律移植的成本分析

法律移植成本是衡量法律移植是否有效的尺度,而法律移植成本分析制度是以有限的法律资源,进行有效的法律移植,实现法律移植本土化的保证.我国的法律移植应该引入法律移植成本分析制度,并且使法律移植成本分析的主体规范化,使法律移植成本分析所提供的数值是多种成本组合方式分析的综合值,通过对影响法律移植成本的定量和变量分析,以及法律移植的成本分析与法律移植的价值评判界限的把握,实现法律移植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试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式.文章明确论述了中国法律移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科学性,合宪性和法制统一性,变通性和适时、适量、适度的原则.同时结合中国法律实践对中国法律移植的主体的专属性,法律移植权的归属进行探讨.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论我国经济立法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的讨论在我国始于 80年代中期 ,并日渐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通过对法律移植涵义的辨析 ,澄清了我们的误解。文章论证了在我国经济立法中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认为法律移植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条重要途径。法律移植有风险因素的存在 ,我们必须正视、分析、论证其对移植的阻力。经济法律移植必须立足本国 ,洋为中用 ,学有发展 ,把移植的法律融入我国的法律体系 ,为经济建设服务。作者从我国实际出发 ,对经济法律移植的程序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构建高校法学专业师生服务农村法律建设体系的思考

针对农村、农民、法律意识不强,变更法教育缺失现状,分析研究了高校法律专业师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律服务问题。高校法学专业师生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在农村普及法律知识,同时充实农村现有的法律机构和组织,在服务农村的同时促进法学专业教育水平的提高。     

试论法律移植应遵循的原则

法律移植的原则是指法律移植理论的初始原理 ,是法律移植活动的领导性规定。在我国 ,法律移植应遵循科学性原则、合宪性和法制统一性原则、变通原则和适时、适量、适度原则。这些原则对立法者慎重移植、保证移植的成功以及克服法律移植的诸多弊害 ,使法律移植顺应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诉辩交易三题

近几年在提倡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司法改革创新举措不断涌现,借鉴、引进域外的法律制度是改革的基本方式,诉辩交易就是其中之一。从经济学和法律移植的视野观察诉辩交易的基本含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底蕴和现实需要等,有助于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熟悉、遵从法律移植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借鉴引进域外的法律制度尤为重要。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我国法学界在围绕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个热门话题。作者通过评析法律移植理论中的不同观点，澄清对法律移植含义的模糊认识；通过对实践中法律移植的分析，认为只要移植的法律能转化为接受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法律移植就会成功；通过论证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指出法律移植是我国法律改革的手段之一。     

民初内阁倒台的法学透视

民初内阁更迭、以至最后倒台,纵然有它的政治、历史原因,但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分析,这场法律移植的失败明显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制度的冲突造成的。虽然,短时期内改变中国人保守、落后的法律文化观念是不可能的,法律移植的失败有其必然性,但应肯定近代先进的民主人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因为这种法律移植为最终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积累民主宪政的经验。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本文通过引用相关数据总结了农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运用法律的方法和程度，分析了农民法律意识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构建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加大农村法制教育力度，培育农民现代法治理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依法行政。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环境法形式理性的困境

随着福利国家兴起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现代法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反形式化倾向。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在客观上深受现代法律反形式化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法治发展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也在冲击着法律的形式理性。作为现代法律代表的环境法,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活力法律代表的中国环境法,在上述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法律形式理性的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现代环境法律都必然面对的法律目的超实证化、立法碎片化、司法权自由扩张、行政权自我编程,以及中国本土法治资源所形成的形式法治传统缺失、实质合理性的偏好、政策与法律的抵牾。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通过法治实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含义极其丰富、见仁见智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则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等特质,因而以法治的方式规定并实现公平正义,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普遍选择。当前我国社会一方面存在种种不公现象,另一方面也出现滥用公平正义概念寻求不正当利益的现象,这就需要把对公平正义的不同认识及其诉求尽可能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方式、途径和程序实现公平正义。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自觉守法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和基本途径。     

以历史的视角透视中国法治

文章从历史视角透视中国法治建设,通过回顾中国法制发展历史,将中国法制整体上划分为礼治、封建法制等五个时期,并分析了各自的特征。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法制发展事件,提出法治的进步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法治建设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中国法治建设因历史惯性和现实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不可急于求成。中国法治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必须树立国民的自信心与意志力,培养守法习惯,形成自己的法哲学体系。     

法治启蒙的内容初探

法治启蒙的内容包括建构法治精神与批判传统政治法律意识。法治精神即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包括民主意识、契约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在建构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同时,还要大力批判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我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主要有官本位意识、臣民意识、法律工具意识等。     

从《斐多》看自然法之不朽

作为对西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历经古今沧桑流变,依然不失现代经典巨著的价值,如果说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滥觞,那么《斐多》则是整个西方哲理文化包括法治文化的先导。当代中国孜孜追求的法治迥异于传统中华法系之专制法制,更偏重于法律本身,应该制定得良好且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的正义法治,该种法治的内核即法律的灵魂则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