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经济学分析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而农民增收问题的瓶颈是西部地区农民的增收问题。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缺失呈现为 :纯收入绝对数较低 ;人均收入增速减缓。拙文阐述了影响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瓶颈制约 ,并提出西部地区农民增收可选择的路径。     

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问题研究综述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近年来,农民收入略有回升,有人就对此盲目乐观起来。实际上,农民增收远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普遍、那么稳定。影响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持续快速增长的内生机制仍没有形成,基础很不牢固,存在比较大的脆弱性和波动性。农民增收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资源禀赋不足、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权益缺陷等等,这些主要因素呼唤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学者们从技术进步、城乡统筹、农民非农化、基础设施投资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区域细分和长效因子分析基础上的阶段性分析等仍是一个空白,扶持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指导性框架尚未形成。     

张掖市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农民收入问题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尤其对于张掖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70%的农业大市来讲,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市的小康。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张掖市农民收入变化特征和构成因素入手,深入剖析了目前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研究分析了农民增收的潜力与出路,并着重从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上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措施。     

论当前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要有效地突破农民增收的瓶颈制约,促进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发展战略、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政策措施上有大的转变。要以市场经济为手段,促进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力度,弱化城乡二元体制;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为农民增收提供制度保证;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构筑农民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     

制度视角下的农民可持续增收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相融合,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更加紧迫的任务,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也在逐渐加大。在农民收入增长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非农业生产收入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项。当前,要实现持续的农民增收,迫切需要加强少取多予的农业保护、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切实有效的工业反哺、因地制宜的农民合作和社会福利支持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体制

本文认为,要解决农民增收关键是政府要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打破城乡分割的挝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体制,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从而为农民增收创造有利的条件.本文针对现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的具体做法.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优化农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选择--双城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的调查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农村工作面临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实现农民增收是当前和今后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通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现 ,促进农村产业化经营和农民增收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黑龙江省双城市的具体做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优化农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选择。。     

贫困地区农民增收三途径

实现小康目标,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如何发展,才能和全国人民共同步入小康,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笔者以为,贫困地区底子簿,条件差,奔小康相对艰难。因此,贫困地区在不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更要着眼于农民增收。一、着力发展“三高”农业,使其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门路。贫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农民头脑中那种     

促进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加强农业是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解决"三农"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和根本.利用1995-2008年我国农业发展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方程的拟合结果显示,农业结构调整、改善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对农民教育的扶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农民增收的政府行为思考

本文认为,“以人为本”重点应“以农民为本”,当前应从体制、分配格局、农业产业结构和政府职能四方面对政府行为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农民增收。     

试论提高农村居民生存质量的途径

中国 6 4 %以上的人口在农村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目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账面上看是 3:1,实际差距可能已达到 6 :1。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同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等是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这种不公正的体制已严重妨碍了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 ,妨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这是束缚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改变现行城乡二元结构状态是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促使城乡共同富裕 ,实现全面小康的最有效的途径。     

THE IMPACTS OF DEREG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RESTRUCTURING FOR RURAL AUSTRALIA

As a leader in the Cairns Group of Nations, Australia has been advancing deregulation in agri‐food trade. Successive governments have assumed that Australia would benefit from a greater de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ecause this would allow increased access to world markets for primary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But regulation exists, at least in Europe, to protect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rural landscap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economic rationalist ideology, have given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to the rural social landscape. Little critical reflection has taken place about whether Australia, and its farmers, would actually benefit from deregulation, or what the social impacts of this trend might be. Deregulation inevitably invokes structural adjustment, forces farmers out of agriculture, depopulates rural areas, and creates social hardship. There are also environmental ramifications. The exit of farmers from agriculture has not been as fast as was expected by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with many farmers adapting to new situations.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农民大国 ,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农村的贫困人口问题。解决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是 :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和投资环境 ;高度重视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 ,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 ;加强计划生育宣传的力度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改变贫困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 ,努力开发当地资源 ,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村庄次组织的培育与村民自治的成长

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面临的种种困境需要寻求新的组织资源以保证村民自治的价值理念在农村中落实。村庄次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不仅不会取代村委会组织,成为村委会功能发挥的障碍,相反,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民主合作体制,有利于基层群众建立基层政权民主制衡机制,保证村委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村委会组织向村民自治精神回归,村民自治的成长空间在这种民主合作中也得以拓展。同时,还有利于更好地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农民维权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和组织化的力量,促进村民利益最大化,实现村庄善治。     

基于来源视角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财税制度选择

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有所增加,城乡基尼系数逐渐下降。但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和现行财税制度仍制约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因而,为增强财税制度调节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应构建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模式,完善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健全房产出租的税制体系,开征资本利得税并增加财政"三农"支出。     

秦东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调查分析

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体现在农民学习、理解、掌握和遵守法律的心理状态和行动等方面,农民在法律意识上的欠缺,制约了农村法制化建设,以秦东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调查为例,应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帮助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并掌握法律知识,加快农村法制化建设。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想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家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并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有效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农民增收的需要,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应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起由农民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负担、共尽责任的多主体、多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强化对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机制,确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地位。     

休闲农业在我国山区经济发展中的潜力分析

山区发展休闲农业潜力非常大,全国大多数大中城市周边农村都有发展休闲农业的条件。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是发展农村经济最好的资源,是发展休闲农业的生产资本,可以容纳一大批农民当地就业,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是一种新兴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农村现有的土地山林和生态环境是发展休闲农业产业的固定生产资本之一,农家小楼的投资建设加上生态环境构成完整的休闲农业的固定生产资本,其投资应该由国家财政来解决。农业财政方针转变为资本性投资功能,解决多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本增长缓慢问题,国家应该承担投资的风险。只有劳动者获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本才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才能够不断扩大农民增收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