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故里行

绩溪县始建于唐朝，因境内有缓缓流淌的乳溪、徽溪流离复合而得名，逶迤的黄山山脉自西入境起伏东伸，坐落浙江的天目山自东而至，将全县划作了大南北。近半个世纪以来，除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外，该县先后已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国家级、省级保护的宗祠、庙坊多处，还有村村庄庄随处可见的古代民居、关隘、石桥、洞窟及散落的老百姓家中的字画、铜钱金银文物等，而位于绩溪县的上庄村的胡适故居则是现代最著名的一处。     

对《名人故里绩溪·徽墨卷》的几点质疑

最近,绩溪县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出发,总结绩溪人民的劳动实践,梳理绩溪历史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绩溪文化的深厚内涵,集聚县内作者撰写了〈名人故里绩溪〉丛书,宣传绩溪,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大好事。但是在其〈徽墨卷〉中,有些与胡开文墨业有关的重要史实,并非信史。文章千古事,有必要加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1910—1917: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文学生活

从1910年8月到1917年6月,胡适留美七载,留下十七卷日记、札记。这七年是胡适文化观念形成的一个关键期。通过胡适日记里与文学相关的阅读、接受、交游、创作等记录,可以看出文学作为一种日常参与性的文化行为对他生活的影响和思想的塑造。胡适留美时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和西方作品,这让他能在文化差异性的对比中形成对传统资源的一种补充和反控,并内在地初步建立起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历史批判力。胡适对于戏剧有偏爱,他阅读了不少剧本,也多次去剧院观看戏剧,这为其日后阐明"易卜生主义"等作了前期的准备。胡适在这一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翻译和创作,包括旧体诗和英文诗的写作,他反复思考诗体形式与诗意的内在关系。胡适有将诗词歌赋贯穿于交游和个人生活的文人积习,一面又不断实践,以期旧体诗词的体式在现代有所"进境",乃终与其后来的文学改良观与白话主张合于一辙。而其英文诗歌虽然带有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遗风,但也为胡适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促其反观中国诗歌的经验。     

绩溪龙川《胡氏族训》雕品摆件的一种解读

安徽省绩溪县在古徽州素以“邑小士多”而著称，尤其首推瀛州乡的龙川村，那是名符其实的“书香门第，官宦人家”聚居地。出于明代胡氏宗族之手的《胡氏族训》雕塑传世作品（见附图），选用存世罕见的“楚石”——墨晶石为摆件骨料，色黑如漆，燃灯下透视为绿色。这个真实尚存的雕品摆件重量为2500克左右，     

韩愈故里问题再探讨

关于韩愈的故里问题,纷争由来已久,不仅学术界众说纷纭,而且民间也争论不休,从近年在修武所发现的创修于唐大中十年(856)的<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以及考古所发现的韩愈故里碑、墓碑等考察,可以认为韩愈故里应在修武,韩愈墓在韩陂,孟州韩氏根在修武.     

沈尹默与胡适的相互攻讦

1952年1月5日,流亡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胡家健从香港寄来剪报《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     

李敖与《胡适评传》

《胡适评传》一书 ,体现了李敖对胡适倡导的传记思想的理解 ,是李敖对胡适“新体传记”理论的大胆实践。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细密宏阔的脚注叙述 ,展示出胡适成长的大背景 ,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 ;作品语言的简约含蓄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作者摆脱了传统传记单纯评价传主的单一的审美规范 ,高屋建瓴 ,以巨大的叙事空间和含蓄的描述语言使作品充满了张力和厚重感 ,产生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胡适与亚东版 《红楼梦》

亚东版<红楼梦>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始至终都伴随着新红学的进程.标点本是一种新的小说文本,标志着<红楼梦>的新的文本形式的产生,也标志着用现代方法处理小说<红楼梦>文本的开始.胡适在重排<红楼梦>过程中着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胡适《坛经》考证方法论再审视

在20世纪20-30、50-60年代,胡适先生通过在英国、法国所获得的《坛经》敦煌本、《神会和尚遗集》等资料,列举所谓"很明显的证据""更无可疑的证据""最重要的证据",认为《坛经》的作者是神会或神会一系,而《坛经》敦煌本为《坛经》最古本。胡适的上述结论引发了近代中国禅宗史及《坛经》研究最大论战的导火索。围绕胡先生上述结论及考证中的相关问题,学界多有争论,并持续多年,形成了20世纪学术史中的著名公案。通过诸多学者精细考证及研究,最终断定胡先生的结论不能成立。目前,虽然这一学术公案已尘埃落定,但在方法论方面所蕴含的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深刻反思。例如,胡适考证《坛经》的动机、立意、目的、态度;执于文字相,难入《坛经》思想內在理路;以及没有契入《坛经》版本演变的内在逻辑等问题。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先后加入《新青年》 ,使得该杂志提倡新文学的招牌真正挂起。《新青年》由同人杂志而转向专谈马克思主义 ,鲁迅和胡适程度不同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 ,就是不再把自己的全部文章送交该杂志发表 ,但仍然还供一些稿件。然而在《新青年》最为辉煌的第二个时期 ,与胡适的四面出击相比较 ,鲁迅的表现却相对内敛 ,这当然也是各自的成长背景、自我期许等各种因素综合后的产物。五四事件的爆发引发了胡适“谈政治”的热情 ,而鲁迅则依然执著于思想革命。鲁迅真正走向前台 ,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要到 192 5年卷入女师大事件以后     

《离骚》本草说故里——关于屈原出生地的另类臆断

屈原故里是研究屈原的诸多学术争执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关于屈原的故里,最早记载屈原生平事件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文字的记载,后人普遍认为秭归是屈原的故里,及后又有江陵说、奉节说、临湘说、汉寿说等诸多说法。如果从屈原代表作《离骚》中所描写的本草来考察其故里,则会发现,在人们对屈原故里的诸多判断中,秭归说应该是最为合理和科学的。     

文学革命初期新诗论争的余波——重评1919年《晶报》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论争

1919年下半年起,《晶报》与胡适之间就白话诗与旧诗的优劣展开了论争,《晶报》同人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意见,这些意见甚至与鲁迅、朱自清、废名等人后来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尽管由于胡适对《晶报》同人的先入之见和有意冷落,这场论争最终未能深入下去,我们仍不难由此发现小报所处的两难困境：他们有意靠探讨学理来提高品位,但新文学家的漠视却使得其努力化为乌有。     

论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胡适作为《淮南子》思想研究的首创者,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淮南子》思想属性的辨识,二是对《淮南子》“无为与有为”思想的论析,三是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发掘,四是对《淮南子》“出世”思想的探研。胡适的贡献不仅在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创性上,而且为中古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方法论的学术路径,这对后世治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     

圣人的事业,凡人的情怀──《尝试后集》与胡适的情感世界

《尝试后集》收录了胡适《尝试集》外公开发表的部分诗作,更多诗篇则是从胡适日记、遗稿中辑录的,当时未曾公开发表。这些诗歌是胡适的抒情谴怀之作,展示了胡适特殊的情感世界。从《尝试后集》看胡适的情感世界,可以使我们对胡适思想和人格有更深入的理解。     

学者胡适是怎样被卷入政治漩涡的？——胡适与政要们的交往

胡适是一个学者。他一生共获得35个博士学位,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外,还有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和香港的名牌大学的法学、文学和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34个,在中国无人能与相比。他一生著作等身,生前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淮南王书》、《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尝试集》（新诗）等,逝世后经学人整理出版的有《中国古代思想史长编》、《先秦名学史》、《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尝试后集》,等等。他的学术成就是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的。     

试论民初管子研究之转向——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一支的管子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时值民初,胡适将《管子》定为伪书,梁启超颇受其影响,修正了以往的部分学术主张。此时期管子研究因之出现从阐释到辨伪的学术新转向。     

再造范式：胡适《红楼梦考证》现代论争的思想史价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学者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长时段批评,呈现出赞誉与批判并存的态势。赞誉者主要基于知识“兴味”与“红学史”,肯定该文的“考证”方法契合了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推动《红楼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批判者不仅否定该文的“材料”使用与纠缠于“政治问题”,而且意图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新艺术性研究范式。这是一种以现代学者“当下”需求重构《红楼梦》“过去”意义的言说模式,诱导世人对《红楼梦考证》的“未来”价值予以新的研判。可以说,《红楼梦考证》的现代批评是时人以“新目光新方法”的文艺批评为抓手,努力参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