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视野中作家群体现象的认知理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60年述评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作家群体现象的认知理路.总结60年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之经验,史料基础和观念形态建构的双重重要性,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整体思考的制高点之所在;反省过去的研究,我们缺乏考察这一现象的整体性理念和思路,即对文学社团流派中"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地域)"等概念的包容性、动态性.研究作家社团流派人与事的关系和纠葛,关键不是规约或简单的判断,而是对占有史料的合理整合.     

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

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社团、流派的材料,为数很多,可惜没有人认真地加以整理。我们写现化文学史,谈的无非几个大社团,大流派,例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至多再提一提沉钟社、莽原社、新月社,就算是了不起了。实际上,“五四”以来的社团、流派,远远     

《外来文艺理论、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资料汇编》即将出版

《外来文艺理论、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资料汇编》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论争资料丛书》之一,是国家“六五”计划中文科科研重点项目。 承担《汇编》编选任务的吉林大学中文系部分教师自1980年以来,走遍全国各主要图书     

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

近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问题的讨论,这是个长期来没有认真探讨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的文章中,大多要提到三十年代初崛起的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遗憾的是它往往被套上“反动”、“逆流”的枷锁。几乎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派”就成了一股与“左联”背道而驰的反动流派。然而,“现代派”究竟是什么人组成,代表作是那些作品,他们的主张如何,政治倾向怎么     

关于“论语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文学个性极度张扬”的文学流派。关于该文学流派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论语派”的定性与定位问题、“论语派”的文体风格与文化内涵以及“论语派”的所办刊物和相关人物的研究。虽有众多成果问世,但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应进一步考察“论语派”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适当借鉴社团研究的方法,将该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极左思潮, 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走向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新方法的引进, 文化热的介入, 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兴起, 多种研究思潮的交织碰撞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复杂、丰富深入的研究格局; “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学史观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和努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的讨论、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都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深层思考,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法和视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响。     

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

将京派与海派同时嵌入三十年代文学的大格局中,你会猛地获得一种历史的“全景”感。在当时的左翼文学、右翼文学之间,本来就有一条宽阔地带,其间活跃着的大半是民主性的文学流派,如果无视它们的存在,便很难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质。京派、海派文学的一部分价值盖源于此。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发展并不完善,我主张对它取一种宽容态度。如果不承认那么多压抑了自己的流派意识,未曾结社的文学集团,显然对于探索现代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对于认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十分不利。所谓京派小说家,当指其时在中国北方环绕《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聚集起来的作者们,包括沈从文、凌淑华、废名、芦焚、林徽因、肖乾等。我认为一九四七年六月复刊的《文学杂志》标志着京派的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辅导提纲

一、了解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意义和水平的编写特点。专升本的学员为什么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又要开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课程呢？学习后者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所谓文学流派，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思想倾向、文学观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上相近或类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有一定的群体结构，创作显示出共同的特征，于是形成了文学流派。这种文学流派一方面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有独特风格的众多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又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审美倾向的总体面貌。正因为文学流派…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唱反调”的批评即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求疵的批评”,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流派、社团之间的相互批评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批评,小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又有分歧和争论。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社团林立,文学理念、风格各异,因而批评和论战比比皆是。这些批评和论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