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胡适的人权思想

人权是人类启蒙观念的反映。遗憾的是，中国直到近代才有少部分的知识精英去做这本该是十八世纪就该做的事情。即便如此，近代中国的人权启蒙事业却还是屡遭坎坷、步履维艰。胡适为人权事业所奋斗的历程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今天中国人还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时候，我们研究胡适的人权思想，其意义恐怕并不止于这思想记录的本身，我们更应该体味到的是，我们身上所担负的历史的重量。     

从严复到胡适: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承与调适

严复、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展史上的旗帜性人物。从严复到胡适,自由主义思潮既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严复较多关注了"个体与群"这对矛盾中的群体一端,胡适则比较倾向、认同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传统。两氏均主张渐进主义,反对急进而骤变的革命,赞同渐进而温和的改革,但严复强调自由为体、自由为先、自由为本,反对将民主宪政作为即时目标,反对遽行民主,主张先行自由思想的启蒙;胡适以自由与民主并重甚至更彰显民主,提出了"幼稚园民主说",认为民主宪政并非高不可攀,在迈上"宪政"的起始之处宪政即可开始。严复所认同并加以移植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放任思想,而胡适所赞同与推崇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二人均从"自己争取"与社会"容忍"的角度讨论思想言论自由,但严复侧重从国势兴衰的角度强调思想言论自由的意义,胡适则比较突出思想言论自由对于人性完善、人格发展与人权保障的重要性。     

探索胡适思想的又一专著

青年学者欧阳哲生著《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是海内外系统论述胡适思想的 第一部学术专著。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文化巨匠、思想大师孜孜求索的历程。这一历程耸立着一些在今天仍有夺目光彩的界碑,但它却划上了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句号。这是胡适的命运,也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这就使这部著作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为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理解胡适提供了基础;二是对胡适终其一生所力倡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的探讨以新的启迪。因此,本书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仅就本书方法及见解上的独到之处略举一二,以见一斑。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胡适置于近代中国这一转型期来审视,从这一新的视角看胡适,将胡     

现代新儒学研究述要

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文化思潮,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以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成三足鼎立之势。大陆解放以后,新儒学的中心转移到港台和海外。40年来,经过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努力,新儒学在海外获得一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态势,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墨家的劳动人权思想

墨家劳动人权思想对于中国传统人权观的形成和塑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仍然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墨家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重视劳动者的权利,高度重视劳动人权,大力宣扬平等兼爱的天赋人权思想,努力构建劳动人权的内容,探索劳动人权的保护措施。墨家思想,包括其劳动人权思想,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体现,也是世界文化历史上先进思想的代表。     

胡适其人及胡适研究述评

胡适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与陈独秀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这个运动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的一生又是相当复杂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生存境遇颇为艰困,既不容于守成主义,也不容于激进主义。胡适一生便是在这种艰困的境遇中奋斗与挣扎,直到晚年公开拥蒋反共,成为人民中国的反对者,却又并不见容于逃踞台湾一岛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最后在海峡两岸的“批判”与“围剿”中完结他悲剧的人生历程。然而,作为致力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学者,胡适可以称得上终生勤奋,著作等身。特别是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更是开路的先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对胡适的研究,走了一条由学术上“论胡”到政治上“批胡”而重返学术“研胡”的曲折之路。     

试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人权思想及其演变

人权思想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从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的角度出发 ,不遗余力地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 ,并随着时局的演进 ,将视线逐步聚焦在“劳工神圣”这一主题上 ;在人权思想的换型与转轨中 ,无产阶级的人权观得以初步确立。     

胡适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

洛克的《政府论》两篇是17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论著。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时用英文写过一篇题为《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的论文,但该文从未公开发表,因此很少有人读过。然而前些年有关胡适是否研究过洛克、因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是否有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背景等问题,引起过学界的一系列讨论。近年来作者搜集到了胡适的若干篇未刊英文手稿,这里先将此文译出（见附录）,并就邵建先生和江勇振先生之间讨论的问题做一初步回应,以期能使这些问题得到一个合理解释。     

胡适关于“自由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这两大思潮通常以相互攻讦或对立的面貌出现,这就使它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视野。其实,作为因应社会政治制度或环境问题的产物,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先天的相通性。在近代中国,受特殊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家们大都在融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上下过一些功夫。在这个问题上,被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借鉴和吸纳自由主义的立场,他提出的最极致的主张,是要对这两种思潮作一种价值上的融合,达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以打造出适合中国之需的"自由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论胡适的集体人权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集体人权遭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粗暴践踏,胡适从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法治是集体人权保障的根本手段,集体主义原则是处理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关系的价值标准。胡适的集体人权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表征了胡适对集体人权保障的艰难探索。这种理论探索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对当代中国的集体人权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点想法

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者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 ,虽然也有消极和负面的成分 ,但主要方面是积极和进步的。研究和评价胡适是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联系在一起的 ,胡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必须正确对待 ,批判继承他们的思想、学说和学术文化成果。     

评胡适的“人权运动”与背离“民权同盟”

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以《新月》刊物为载体，联合罗降基、梁实秋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倡导起“人权运动”，尖锐地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胡适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历史意义是应当肯定的。１９３３年胡适应蔡元培等人的邀请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同盟”）并担任了“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即与“同盟”的主张发生重大分歧、公开发表与“同盟”相左的政见，以致被“同盟”除名。胡适为什么于１９２９年发动“人权运动”能够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并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而到１９３３年却在加入“同盟”之后又与“同盟”唱反调？笔者认为这应当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与历史实践的矛盾中探讨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既反对“暴力专制政治”．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由与容忍”①，这在中国的国情中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左右两难，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摇摆，并只能以失败告终。     

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

站在世纪之交，回首20世纪中国思想界追求现代化的风风雨雨，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注目胡适的思想，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他终生不喻地宣传自由主义理论，竭精竭虑地推进自由主义运动，然而，思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呐喊和努力遭到冷遇，成为枉然。本文试对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进行评述，以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胡适的思想。在美国的耳儒目染，促使胡适在有意与无意之中以美国为参照系，期待着中国的变化与发展。美国作为20世纪世界的强国，其现代化水平是近现代中国所望尘莫及的，它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都给胡适留下了难以…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受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大,《论自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的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借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中晚年的胡适则极力强调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不可否认,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中都存在《论自由》的影子,都受到《论自由》的很大影响。     

自由主义者的三张面孔:殷海光对“胡适”的阐释

在殷海光的言述中,“胡适”有着超个人的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的涵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自由主义思想路线的代表,也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的象征.殷海光的“胡适”论说的变化,折射出新一代自由主义思想者对自由主义势力的期待,对自由主义学理建构缺位的反省,和对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和政治批判的坚守.     

《新月》杂志刊行时期胡适政治思想评析--兼评史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新月》杂志,是以胡适、罗隆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刊行时期胡适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是争人权、约法,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反共则是次要的.其基本立场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其攻击矛头相对而言是指向国民党专制统治,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以法制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治.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陈独秀与鲁迅文学思想之比较

鲁迅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和陈独秀的支持、鼓励以至敦促分不开的.陈鲁二人都主张自身独立价值的文学观,属于人性论的范畴,也都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和文学之为美的特质;但同中有异,鲁日"心声",陈日"人情".他们在文学理论和创作思潮上都提倡写实派,但陈独秀倾向于左拉为突出代表的广义的自然派,强调彻底的写实,拒绝理想主义;鲁迅则属于厨川白村所论证的广义的象征派,注重写实与象征调和.包含理想主义因素.重视文学的思想启蒙即宣传教育功能始终是他们文学观的重要方面,两相比较,陈独秀比较低调,鲁迅则比较高调.陈独秀晚年进入了人生艺术圆融无碍的自由境界,而鲁迅终其一生都处在文学有用与无用的思想矛盾中.     

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胡适曾一度将汪精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文治派的代表,以诤臣、诤友的身份襄助之,期望他能通过凝结坚强的文治势力,与蒋介石的武治势力相抗衡,推动中国政治走上民主宪政轨道。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胡适与汪精卫在处理中日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在民族主义的取向上,分歧渐趋明显,最终在政治上与之分道扬镳。梳理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诠释胡适的民族主义情怀,从另一视角解析胡适的自由主义风格。     

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

在近现代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及对经济自由的忽略,经济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言说中的普遍缺席,成为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重要特色。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曾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要求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但到了民国时期,在经济上却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这种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乃至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情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