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恩格斯: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再认识

恩格斯在1847年提出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1859年在写给拉萨尔的评论<济金根>一信中又提出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明确地把它界定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尽管人们对"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理解不尽一致,有标准、方法、原则等不同的理解,但几乎所有的论者都把这看作是十几年前的提法的继承和发展,并且把"历史观点"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恩格斯本人前后两次提出的"历史观点"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历史观点"也不能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批评基点的百年困惑：“背景”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背景"和"历史"的眼界,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即便是纯艺术的西方现代批评也无法回避对"背景"和"历史"的考察,这表明它们是一切批评学的学术基点.但是,20世纪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表明,各种学术流派在此问题上的理解不尽相同,分歧甚大,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消解的趋向,并对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批评影响很大.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超越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借鉴,"背景"和"历史"的考察现在应当上升到"个人"的特殊存在的层面.     

论历史批评

以往有关历史批评的讨论,构成了一个历史批评对象和历史批评者的二元结构,这也就促成一些历史学家努力为历史批评在历史学科内争取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位置.事实上,这样做矮化了历史批评在历史学实践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中的真正地位.历史批评的核心问题所涉及到的批评对象、批评者、批评目的、批评标准,正对应了历史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研究者、研究目的和研究准则.因此,历史批评完全可以等同于历史研究,它融入到整个历史研究之中,成为历史研究的灵魂.     

论孙中山的历史哲学思想

孙中山主张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民权"的兴起便是这种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坚持"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并以此为根蒂构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孙中山还极为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其人力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极强的现实启示价值.     

社会主义历史自觉能动性的询问和思考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也是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建立在认识、掌握运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历史自觉能动性",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自觉能动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并且也是二十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问题.因此,反思和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挫折及教训,应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询问和思考.     

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与张维迎先生商榷

资本雇佣劳动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形态,但资本家及其学者却妄图证明,它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形态.本来这些观点早就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被批得体无完肤,但偏偏有人企图用所谓的现代数学手段来重新"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对社会来说是合意的.但这些"证明"同样是不成立的.     

历史·逻辑·偶然: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到了偶然性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挖掘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关于"偶然性"的理论论述,借助阿尔都塞晚年所提出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可以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出全新的解释,也能回应理论界对于"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的批评.     

经验与假设及其整合的历史路向——道德文明发生与发展规律的一种探讨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根源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观点,如果被逻辑地解读为"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应当提倡什么样的'伦理观念一'",道德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不能在逻辑与历史的层面上取得应有的统一.其实,直接来源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伦理观念"并不就是一定社会提倡的道德,它只是道德经验形成的逻辑基础.一定社会提倡的道德属于道德假设范畴,它是政治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产物,体现的是统治者的道德意志和特定时代的社会理想,通常以文本形式诉诸社会,传承后世.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历史路向,既不是道德经验铺垫的路径,也不是道德假设世俗化的简单结果,而是道德经验和道德假设整合的结果.     

"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

苏轼提出的"白俗"论尽管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此一评语一旦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白居易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俗"也成了白诗特点的明确标志.从魏泰的"局于浅切"、"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到张戒的"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再到严羽的"学诗先除五俗",可以看出"白俗"论在两宋流变并不断深入的大致情形.当然,宋人对白诗有批评,也有褒扬,但无论褒者贬者,一涉及到"俗",意见便一致起来,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唐以来对白诗各种批评的影响相关,但从接受学角度看,接受者之所以接受此一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实在与接受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去俗崇雅的美学追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