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选官制度的基本特征

晚清之际封建统治者欲挽救日渐式微的君主专制统治，在选官体制上实施重大变革，其内涵颇为复杂。较之传统选官体制，它具有四个明显的时代特征：选官结构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的异趣与趋同，选官内涵基本模式与具体途径的更替与多元，选官原则任人唯亲、唯贤、唯财的对峙与位移，选官实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与背离。     

论隋文帝并未施行科举制度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选官,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定论,并以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正月、开皇七年正月、开皇十八年七月发布的选官诏书为依据。这些选官诏书的内容竟与北周实施察举的诏书大致相同,却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大相径庭,既无新的考试科目,也没有叙述考试内容。通过对这三道选官诏书发布时间前后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杨坚之所以反复发布内容相近的选官诏书,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于杨坚为何继续沿用北周政权所实施的察举制度,又与当时中枢最高权力核心的人员组成、士族在该政权中的影响力以及关陇地区文化相对落后有关。杨隋政权在一段时间内选官制度仍然沿用北周政权的察举制度,并未实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     

先秦官吏选拔制度述略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产生较早,漫长的先秦时期是各种制度包括选官制度孕育、发展的时代。先秦选官制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史前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整个先秦时期至少有六种选官制度:选举制、学仕制、军功制、客卿制、考核制、世官制。先秦多渠道选官制度成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渊源,对秦王朝以至后世官制产生深远影响,其中选举、荐举等选官方式直接发展为察举以至科举制度。     

关于金代大定、明昌词风的文化考察

大定、明昌时代,金代社会进入承平时期,其词坛创作主体是吮吸着金朝本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国朝文派"词家,其词风特征是:审美风格上豪放与婉媚并重;词家主体精神上追求隐逸与自适;词体特征上典雅与浅俗共存。这主要源于此时期多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首先,世、章二帝偃武修文,推行汉文化与保持女真旧俗两相并行的文化政策;其次,受世、章二帝的创作风尚与喜好的影响;再次,北方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女真民族质实、勇武等民族心性对词文学雄健亢爽、率直俚俗风格的影响;第四,在词体发展上,"苏学行于北"以及北宋绮丽艳冶之词的深刻影响。     

论士人境遇对汉初文学的影响

汉初选官之法尚未健全,朝廷与藩国同时享有人事权力,人才往中央政府和诸侯封地两个方向流动。环境差异作用于士人心态,便造成其文学创作过程中选材倾向和文体偏好的明显区别。以贾谊、韦孟为代表的“朝廷命官”密切关注时事,谱写出大量反映社会及民生问题的诗、文佳作;以枚乘、邹阳为代表的“藩国宾客”倾力迎合寄主,敷缀出许多讽喻君王或摹物颂圣的文、赋名篇。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自然灾害与汉代的官吏选拔模式--以察举制为中心考评

汉代人才选拔模式形成的过程中,灾害因素不容忽视。察举选官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灾害相关。因灾选官是灾害天谴说与汉代政治合一的必然结果,是帝王在面对灾害危机时所采取的一种荒政措施。两汉时期荒政思想的发展以及统治者对荒政的重视,汉代以“天人感应”理论为代表的灾害思想是因灾选贤任能的直接原因。     

论春秋战国时期选官制度的改革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度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当时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富国强兵,努力改革旧的奴隶制的选官制度,推行符合新兴封建国家统治要求的新的选官制度,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斗争,在思想领域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这实质上是新与旧的两种势力的斗争。最后,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国家统治需要的任人唯贤,因功授禄的选官制度,取代了腐朽没落的世卿世禄制度。春秋战国时期选官制度化程度之大,影响之深远,为战国古代历史上所仅见。今天,我们对这一时期选官制度的变革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总结其规律和特点,是非常必要的。     

汉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与得失

选官制度,即国家和行政职位的选任制度,中国历史上称为铨选,实由铨选和贡举或称科举两部合成,所以也称为选举。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极看重选官制度,所以唐代史家杜佑著《通典》,首论食货,其次即及选举。《册府元龟》卷六二九《铨选部、总序》说“铨选之任,衡鉴是司,历史以来,资地尤重。”卷六五一《贡举部、谬滥》说:“论辩多士,总校群材,为治乱之本源,实帮国之大计。”最早的政制书《周礼》内已有关于西周选官制度的记载,但《周礼》虽然保存了很多先秦史料,毕竞它的实行程度,至今还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真正在历史上实行过的,完备的和系统的选官制度,最早只能推到两汉。而且,两汉基业四百年,是秦以后寿命最长的一个朝代,它实行的选官制度自然也很长。汉代又称吏治修明。两汉朝代的寿命和吏治的修明应当说也是两汉选官制度的成效,若站在行政的立场上说,实践已经证明两汉的选官制度有很大的功效性和合理性,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隋唐以后的科举制     

我国历史上领导人才开发战略研究

我国历史上领导人才开发战略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仅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最重的内容:选官和任官,进行一些分析和研究.     

清代内务府官制的复杂性及其特点

内务府是清代职掌独特的衙门,负责宫廷、皇室的各种事务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其机构庞杂,官制异常复杂。在设官上,不仅文武官俱设,而且有互兼及混乱现象;其品级的划分,不仅与外朝职官的九品十八级制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同一名称之职官,在不同档次、不同性质的机构中,品级不同。在选任上,又根据官员身份的差异、选官主体的不同和任官方式的差别,把职官划分各种不同性质的官缺,予以区别对待。     

论大禹陵的文化价值

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谁作为中华大地上的统治者,都对大禹和大禹陵充满了尊重和敬畏.从关中地区进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以东北少数民族身份入居中原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分别为大禹陵书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缋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的对联.大禹陵的长期存在,证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

此处所说的文士,特指文章之士。他们既不同于经生,也不同于文吏,而是一批致力于文章的创作,以辞章名世或立世的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 一 两汉时期,在皇帝和诸侯王周围,有了文学侍从之臣。这是一批以文章名世,且以文章立足于朝廷的人。 汉初,高祖及文、景二帝皆不喜文人,然而在诸侯王中却颇兴养士之风,吴王、梁孝王和淮南王周围,都聚集了一批文章之士。《汉书·贾邹枚路传》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     

文法理念差异与秦汉派、唐宋派之争

在师法宜上与循序渐进两种不同文法理念之下,中国古代文法论中形成了宗法秦汉与宗法唐宋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进而在明代形成了秦汉、唐宋两大对立文派.前者主张以秦汉文为学习典范,以求真为旨趣,以变化为目的,提出"格调"论、"一师心匠"说,实践重心在于修辞.后者主要以曾巩为榜样,以求道为目的,提出"神明之变化"说,以讲究篇章安排布置之法为擅场.桐城派确立了以归有光、唐宋文为津梁来学习秦汉文的借鉴原则、由格律声色等文之粗领悟神理气味等文之精的合式原则,实现了对师法宜上与循序渐进两种文法理念的整合.     

论清末选官制度的变革及其对时局的影响

本文围绕清末以科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的变革轨迹,系统地论及该制度的特点、变革的动议及变革过程。特别探究了选官制度的变革尤其是科举被废直接导致的三大危机:中央集权政府失却人才支撑、权威的进一步衰微、官场的混乱及吏治的腐败等政治危机,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社会整合功能弱化等社会控制危机,仕子、传统文化、封建政治的超稳定三角支撑被打破,封建统治在骤然间失去精神支柱的文化危机,并探究了危机对时局的影响。     

韩州四治三迁考

辽金时代的“韩州”史书曾多次提到。是当时宋金之间来往必经之地,是南北交通的重镇。北宋徽、钦二帝曾在韩州囚居过二年之久①。可见辽金时代的韩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州治。韩州是今日何地,清末的曹廷杰有《八面城即韩州考》一文。据该城出土过“韩州刺史”边款的铜镜②,并引《蒙古游牧记》关     

唐代科举和铨选制度中的糊名暗考

科举和铨选是唐代选官制度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糊名暗考则是在这两个选官制度中先后施行过的考试方法。鉴于学界有些前贤对唐代这两种选官制度中实行过的糊名暗考法的论述偶有疏误,故略论于后。唐代的科举考试有常举和制举两种形式。常举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63年)以前先后由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以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终唐之世,再无变化。报考常举的,既有中央园子监下属的国子六学及弘文、崇文馆毕业的生徒,也有从州县荐举而来的乡贡。由于常举的考试形式种类较多,录取的手续也较为繁     

《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析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形成于政府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确立。选拔官吏的途径很多 ,各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时代特征。举其要者 ,有战国时代的“客卿制”、两汉的“察举”与“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客卿制”注重实践性 ,但缺乏必要的教育程序 ,具有较为原始的色彩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获得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具有强烈的特殊主义与感情色彩 ,是典型的“任人唯亲” ;“科举制”作为一种“自致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在贯彻公平原则上较为彻底 ,体现了择优录取、一视同仁的合理化原则 ;“察举”与“征辟”是一种“赞助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介于“获得性”与“自致性”二者之间 ,过于原始、粗疏 ,容易发生不公平现象 ,缺乏合理化的有效保障。科举制不仅在于考选人才 ,对于维护中央集权 ,促使社会流动 ,有更深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