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跨国公司在东盟五国R＆D投资的发展及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在东盟五国开展研发投资和建立研发中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跨国公司的R＆D投资弥补了东道国的研发资金缺口,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知识和R＆D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道国技术进步。但同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科研机构和本土技术开发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使东道国企业在争夺市场和人才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二者之间贸易关系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选取东盟五国为样本,利用1965-2010年的相关数据,借助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结果显示:从长期和短期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东盟与日本间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创造效应.由于产业极差的存在,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二者间贸易的扩大.实证结论在利用外资带动进出口贸易发展方面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日本跨国公司对东盟工业合作的影响

工业合作机制是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早期的工业合作实践大多并不成功,但东盟的品牌互补(Brand-to-Brand Complementation, BBC)计划和东盟工业合作计划(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AICO)却在日本跨国公司的参与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本文阐述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偏好和东道国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并以BBC和AICO这两个东盟工业合作机制为案例,分析了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的偏好对东盟国家的政策变迁所起的作用.     

越南投资法研究——以CAFTA协议为视角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启动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各个成员国在投资和各项贸易方面展开密切合作.越南是中国的重要投资对象,CAFTA协议为两国在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供许多机遇和保障,通过对CFATA协议框架之下的越南投资法律的具体分析,期冀能为中国企业在对越投资方面提供制度上的认识和投资纠纷救济的指导.     

外国直接投资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 ,越南约有 1 5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来自于东盟成员国 ,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新、马、泰的本地企业以及设在三国的外资企业 ,2 3以上的外资来自于东亚地区 ,90 %以上的制造业投资来自于东亚的跨国公司。 2 0世纪 90年代后期 ,越南已超过该地区的其他新兴经济体 ,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成为该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之一。到 2 0 0 2年 ,越南成为东盟中仅次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外来直接投资的第三大接受国 ,从而确立了其作为该地区重要的投资东道国的地位。近几年来 ,越南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表现不凡 ,究其原因 ,市场因素很…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演变分析

经营环境的变化促使跨国公司不断调整其全球研发战略及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获取更多的技术优势与资源,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目的和行为取向由市场追求型逐渐向技术追求型渗透.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进行剖析,发现近年来跨国公司也在调整其在华投资行为,但调整方向却是由成本追求型向市场和技术优势双目标追求型转变.这一转变要求中国内资企业、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等要相应地改变策略以适应这一新变化,以期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多外溢效应,降低其挤出效应.     

东盟对中国FDI与双边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的比较

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990-1997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总贸易额、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投资额的增加对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具有显著影响。1998-2007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仅对贸易总额和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FDI对贸易的贡献率比1990-1997年间要小,东盟对华投资也不是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     

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结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日本跨国公司在对中国投资的不同战略阶段,选择了不同的R&D投资组织形式.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的行业结构是伴随其对中国投资战略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业设立的R&D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机与电子机器、机械、化工医药和汽车及零部件四个行业.从投资地区结构来看,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企业则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针对日本跨国公司对我国R&D投资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应构筑包括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政策、改善R&D支撑环境政策和促进跨国公司R&D溢出政策在内的吸引外商R&D投资的政策体系.     

投资东盟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分析——基于桂籍华商的调查

桂籍华商与东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交流频繁,对于研究投资东盟的国家风险因素更具识别价值.文章通过对桂籍海外华商东盟投资国家风险识别的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及分析,结果显示:海外投资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事件特征等四大类因素影响.同时,桂籍华商与专家学者在东盟投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的认定上存在较大差异.积极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拓展桂籍华商对东盟投资的国家风险识别能力,建立桂籍华商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防控机制,完善桂籍华商相关组织机构,有利于更好地防范和应对国家风险.     

中国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分析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往来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两国贸易额开始迅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双边贸易、相互投资及劳务与旅游合作等方面都发展较快,并开展了园区建设。中马合作成绩斐然,但也在贸易逆差、市场竞争、劳工政策等方面存在制约因素。未来借助《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推动"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打造CAFTA升级版、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的合作等契机,中马经济合作充满机遇。     

福建与东盟深化经贸合作对策建议

东盟历来是福建高度重视开发的传统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签订后,福建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东盟已成为福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福建应采取进一步措施深化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争取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发挥作用。     

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东盟十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积极投入,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合作,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气候治理机制,开展的气候治理项目不仅局限于东盟内部,更包含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助。东盟气候治理合作开展以来,主要有实施力度有限、成效不明显、气候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和平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道路,和则双赢,争则双损。     

1967～1991年印度对东盟政策的演变

东盟成立时印度对其反应冷漠。在最初几年里印度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但对东盟这个地区组织重视不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东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印度开始重视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但是受美苏冷战以及印度与大国关系的制约,印度的东盟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研究冷战时期印度对东盟政策的演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的印度东盟关系。     

论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1967年东盟的成立为其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东盟区域安全机制的形成。此后,该机制便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中。东盟区域安全机制为什么会得到创设和维持？它又是怎样随着时间演变而发展变化的？试从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视角来对这一过程加以概括分析。     

中国在东亚不同经济合作模式中的经济利益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东亚不同的经济合作模式,即“10＋1”、“10＋3”以及“10＋6”中的经济利益。分析结果表明,从直接的贸易投资利益、间接的宏观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利益来看,中国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其次是在东盟的经济利益,而且中国在日、韩、东盟的经济利益都远远超过在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经济利益。然而,从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来看,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对于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安全至关重要,而日、韩、东盟则对中国的成品油进口安全至关重要。通过对比研究中国从“10＋1”到“10＋3”、以及从“10＋3”到“10＋6”中的经济利益增量以及成本增量,本文认为,“10＋3”是对中国最有利的一种经济合作模式,其他合作形式对中国也有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应适当加以考虑。     

浅析泛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盟合作的现状及对策

泛珠三角经济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的前沿地带,而东盟则为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提供崭新的大平台,双方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行互补性合作。通过分析泛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盟地区合作的现状、面临的障碍及原因,提出进一步加强泛珠三角经济区和东盟合作的对策。     

论《东盟宪章》的签订对东盟的意义——从国际组织法的视角探讨

从国际组织法的角度来说,《东盟宪章》正式签订,赋予了东盟这一国际组织以法律地位,还对成员国具有拘束力,同时使东盟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原则,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区域性组织,从而改变了它长期没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状态,对加强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