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比兴思维方式之异同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比兴这两种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也有相异之处。首先，两种思维方式都具有具象性，其思维载体不脱离具体物象，但是对物象的态度和选取上却有所不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的物象是理性的，而比兴思维中的物象具有感情色彩。其次，二者都具有类比性。但是二者分属不同的价值体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式以吉凶贞利为价值判断，而比兴恩雏多讽喻得失。寄托情志。     

从泛义动词讨论“取”并非动态助词

从《助字辨略》起，２００多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动词后附“取”字是词法问题，因而定论成动态助词。本文揭示“取”字独用、前附动词的相关用法，与后附用法归纳为同一机制，都是词义范畴的特殊类型，从而认为“取”是一个典型的泛义动词     

考试制度的“废”与“立”

在20世纪的中国，可说是风云剧变的激荡百年，一直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与社会变化、发展紧紧相扣的教育体制也几经巨变，其间的成败得失的确令人深思。其中，变化、影响最大的当属1905年的“废科举”与“文革”及其之后对高考制度的废除与恢复。科章的“立”与“废”科举取什，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科举”取代了在此之前以推荐录用人员的“举孝廉”制度。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     

“状元”一词源于唐代民向

我国的科举制度创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兴盛于明清。那么，既然科举取仕始于隋，为什么“状元”一词和第一名状元却始于唐呢？     

论唐代落第举子“再次取解”制度的存在及意义

唐代举子获得州府荐送参加礼部试,在落第以后,是直接拥有再试礼部的资格,还是必须重新获得新的资格呢?文章通过细致考察,认为唐代科举存在"再次取解"的制度,即落第举子需再次取解州府以谋取新的荐送资格。由于州府荐送人数有限定,所以此项制度的实施,使得每年应试礼部的人数维持在一定规模,有利于整个科举系统的稳定。文章最后尝试从"再次取解"制度的存在基础分析其在后世消亡的原因。     

“取象比类”与色彩词

“取象比类”是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色彩词的起源和发展两个角度探讨,可见其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透过“取象比类”这一窗口,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投影。     

取与舍

“取”是一种本事，“舍”是一门哲学。没有能力的人取不足；没有通悟的人，舍不得。 舍之前，总要先取，才有得舍；取多了之后，常得舍弃，才能再取，所以“取”、“舍”虽是反义，却也是一物的两面。 人初生时，只知取。除了取得生命，更要取得食物，以求成长；取知识，以求内涵。     

科举配额制演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争

科举配额制度是基于公平分配举额的目的,在协调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宋代科举在州府试中实行解额制,明代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清代则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科举取士的演化趋势是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也越分越细。实行这一制度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有利于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时代的"公正"理念。     

也谈“断取”——兼议新潮作家对“断取”的使用

关于“断取”，以往的解释较多地拘泥于字面意义将其机械地分为“所需”与“多余”两部分，忽略了这种辞格作为一种活的语言的特点。而这种辞格的主要特点应当是：人们从一种积极的修辞需要出发，根据某语词中某个成分与语境的联系，将某个词语作为一个整体置入某个语境中，把其中与语境有直接联系和无直接联系的成分都置入这个语境中，然后在这个词语与语境的联系与差异、一致与悖离中创造出一种幽默有时还带有调侃意味的修辞效果。“断取”新格，特别受到当前新潮作家的青睐     

市场经济与“人的独立性”的生成

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都不利于人的独立性的养成。市场经济才是人的独立性生成的现实基础，而只有具备独立性的人，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因此，市场经济与独立性的人是完全统一的。如果说市场经济对子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从“自然依赖”性的人转变为“独立性的人”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那么对于我国来说则更具直接、现实的意义。     

“数据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

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以其强大的功能、精巧的逻辑和稳定的功效实现了对人与社会的全方位介入,不仅以技术的方式重塑了社会运行的逻辑,更以技术的要素重新规定了人的本质。直观“数据人”这一存在面相产生的人自我理解的退化、数据所建构的人与人全新的物化关系,洞察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人的新异化是今天理解“人”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数据人”作为现代技术建塑的“主体”,深层地体现了当代技术与人本质的构成关系,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中重新理解。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在数据中既获得生活的便利、活动的自由,又获得生命的丰满和个性的发展。     

人的价值取向:“经济的人”?“社会的人”

商品经济要求作为主体的人，不但要保持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心”，而且要强化“甘为人作嫁衣”的“利他心”。即要求主体人成为一个“经济的人”与“社会的人”的统一体。这便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对人的品行的内在要求。任何“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专谋私利”的行为和思想都不是商品经济的应有之物，都不符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     

古波斯“不净人”考

中国史书记载波斯“不净人”专事“弃尸于山”，文章考察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丧葬史，认为“弃尸于山”反映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独特葬俗，且主要为祭司和下层百姓所遵循。在琐罗亚斯德教中，祭司、抬棺者、洗尸者和抬尸者均参与丧葬仪式，其中只有抬尸者才从事宗教意义上极度危险的职业，文章认为“不净人”正是此专职抬尸者(nasā-sālār)。从该教教义和礼俗来考察，“不净人”所从事的职业是为了战胜邪恶，中国史籍称之为“不净人”，乃缘于教内人与教外人，族内人与族外人由于不同立场而产生的误解。     

不用联结词的“舍…取…”型 自然推演系统

“不…而…”（“舍…取…”）是汉语常用的一个二元联结词，在形式语言中可以不用联结词，直接使用括号来表达“不…而…”（“舍…取…”）的语法功能。在括号表示法的形式语言中，“( )”有既有结构性功能，也有联结词功能，还有量词功能。基于纯粹的括号表示法，建立了以“舍…取…”作为初始联结词的命题逻辑自然推理系统Z1和一阶自然推理系统QZ1，它们与通常的命题逻辑系统和一阶系统等价，具有可靠性和完全性。     

辛格是怎样将“人”消解了的——兼论堕胎、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对应用伦理学的一些典型论争所引发的有关核心概念进行分析研究 ,是当代伦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人”就属于这样一种核心概念。医学伦理学中有关堕胎、安乐死问题的争论 ,都涉及“人”这个概念的定义。辛格在其名著《实践伦理学》中消解了“人”这一概念 ,挑战了传统观念中人类生命的神圣性 ,指出人的生命权利以及对这种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并不取决于宗教或直觉上的准则 ,而是取决于他所具有的客观存在的特征与需求。他的这一论断及其所引发的论争对生命伦理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信息人”

本文以信息社会中人的本质为焦点，论证了从自然属性看，人是一种特定的生物圈，一种信息系统；从社会属性看，信息及其交流不仅是社会文明的推进力，也是人的个性成长与社会本质成熟的基本前提；此外，人的生存机制与实践方式也与信息密不可分；从而提出了“信息人”这一概念，以期对人的本质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人性”和“人的本质”

众多关于人的特性的主张,普遍围绕着人性是什么、人的本质等问题而展开。人性与人的本质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就是人的社会属性,“人性”具有层次性,而且是变化发展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具有质的区别,两者涵义不同。人性属抽象概念,人的本质则属于具体概念。“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揭示了人性的经验性特征。     

“矛盾人”论——兼谈“斯密悖论”

“斯密悖论”至今仍没有得以解决；“矛盾人”观点在探讨人自身矛盾显著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方法论缺陷；通过对人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牲、善与恶、义与利等具体矛盾形式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因，并试图以“矛盾人”解答所谓的“斯密悖论”。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