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不是法家

《西川大学学报》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期上,对屈原的评价问题展开的讨论,引起了广大工农兵读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充分注意。这个讨论是极其必要的和认真负责的。本文试图就这期《学报》刊载的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在商榷中涉及的几个突出问题,提出几点肤浅的意见: 在屈原诗承中表现的究竟是法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 屈原是“想让楚国担任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还是企图让楚国阻挡泰国对中国的统一? 屈原的《天问》一诗是否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怀疑和否定”?     

关于《天问》中的几个古史问题

《天问》并非专门叙事的史诗,但它上自帝喾、下到齐桓,提出了很多的历史问题。《天问》也不是专门来研究古史,但它在无意中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史料和历史线索。人们知道,西晋太康年间河南《汲冢竹书》的发现,因其内容与经传“大异”,曾在史学界引起一场震惊。其实,《汲冢竹书》讲的“启杀益”等,屈原的《天问》早已有明白的记载。而《天问》对鲧之被刑和益之被代等事件的问难,正是后世“疑古”、     

《天问》所见古史传说及其意义

《天问》是一篇千古奇文，内涵丰富。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天问》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孙作云先生《天门研究》中专列《〈天问〉对于上古史研究的贡献》一节，林庚先生《天问论笺》亦附有《〈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诸文，汤炳正先生《屈赋新探》有《试论〈天问〉所反映的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文，萧兵先生《楚辞新探》有《“勋阖梦生”：〈天问〉里的逸史》等文。郭沫若先生对《天问》里的历史文化价值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天问》“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虽然都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但我们只要把这些问辞去掉，就可得到…     

《天问》题旨释微

在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观点。认为＂天问＂包含三种涵意：首先,此＂天＂是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界,涵盖世间万物,即宇宙的总称,也就是文中所涉及到的对天、地、历史、神话传说的概括;其次,＂天问＂即＂问天＂,动词后置,其语意是向天进行发问;再者,作者内心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宣泄,故把天作为倾诉对象,对天来借以表达。指出只有对《天问》题旨有了清晰的理解,才能正确把握屈原思想与《天问》的中心主旨。     

楚辞和周代文化

根据金文,楚国和秦国都出自高阳,因此互相支持,又臣服于周。而楚早期在炎黄之战时,散居各地,主要分成三部分,所以称为三楚。楚辞文化,主要来自中原,所以在《天问》中由夏商周至楚国一路写下来。楚辞中的人物、鬼神也基本和周代一致,如《惜颂》中说的五帝、六神等。楚辞也不单单写楚国,如《九歌》中的冀州、东皇太一等等。楚国和周一直往来密切。过去,我们为了强调楚辞的个性,把“兮”说成楚语。实际上,《诗经》中有将近四十首诗出现“兮”,皆表示不良情绪。后来的墓志铭中也采取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中华文明一体化,再了解差异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天问》问句探

自汉迄今,人们对屈原《天问》的研究,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论著之多,不可尽述。其中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毛奇龄的《天问补注》、丁晏的《天问笺》和游国恩主编的《天问纂义》等,颇能代表前人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专著虽然大都偏重于考订、诠释和评判,但到目前为止,恐怕很少有人走出他们所开拓的范围。本文当然不敢说是另辟蹊径,然而从问句这个“细胞”入手,却应该说是过去被人们所忽略了的一个角度。笔者试图解剖,去认识这首诗的句型和语意之间的对应规律,从中找出这种问句体文学的语言特点和艺术风格,并通过中外原始文化的广泛比较,进而探索这种特殊文体赖以产生的基础。     

《高唐》《神女》的宗教分析与楚史研究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左史倚相“能读《王坟》《五典》《八索》《九丘》”。我看这些坟典索丘,大概就是为楚人所热衷传习的神话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为他们所备加珍惜的历史化的神话,所以倚相“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恫于楚国。可惜它们都亡佚不传了。但《离骚》《天问》还在,《九歌》《招魂》还在,《高唐》《神女》还在,《山海经》《淮南子》还在,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楚人生活的依稀仿     

破解屈原《天问》疑团的新探索

屈原的《天问》是一首异常奇特的古诗,诗中有许多疑团至今未能解开。在分析古今学者研究《天问》的历史和现状之基础上,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来研究《天问》,通过辨析《天问》特异性,弄清屈原作《天问》的真实意图,重新诠释《天问》题义和主题思想,破解《天问》中的一些千古疑团。     

《天问》简帛释证

运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取上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的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释证《天问》原文及王逸章句。主要研究有：一、字义的释证，如利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郭店楚简》释证出“昆仑悬圃，其尻安在”，一句中的“尻”应作“居”讲，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作“尾闾”讲；二、文献的相互印证，如利用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有关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内容，与《天问》中的有关内容相互印证；三、文义的释证，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引书》对“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一句的释证。     

论《天问》的“叙问”特征和抒情结构

《天问》将叙事与问难结合起来,结撰成独特的"叙问"诗章。其"叙问"特征主要表现在诘问的语式、"碎金"的形态、流动的思维3个方面。另一方面,《天问》通过追问宇宙天地、历史人事和身国命运,形成一种"诵(问)—抒"同构的抒情结构,这一结构的展开形式是叙问,推进线索是疑、愤、悲交织的情感。     

物自体——康德哲学的关节点——从“璀璨星空”到“道德法庭”

康德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康德哲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启,"从那一年起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批判哲学'统治着欧洲的思辨哲学领域".然而,无论"璀璨星空",抑或"道德法庭","物自体"都贯穿其中;"物自体"更是二者的关节点."它是康德哲学认识论的归宿,又是通向伦理学的门户"在"感性论"中,它是感性的来源;在"知性论"中,它规定了认识的界限;在"理念论"中,它作为理性概念,亦是道德哲学的公设.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     

《补天》:创作与毁灭的文化批判总论

《故事新编》是鲁迅在现代理性精神观照下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重新审视。其中,《补天》更是其痛苦思索的情感结晶,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质进行探寻,展示出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走到了衰败的历史困境中,就在于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本性的扼杀。     

补天与出世——《源氏物语》中源氏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之比较

宝玉和源氏,或缺内心动力,或缺外部条件,都难承补天重任。补天梦断之后,他们不约而同人世求雅,但随着“永恒女性”玉殒香消,两人看破红尘,皈依佛教,由暂时的“坐忘”达到永恒的解脱。     

素心无奈天上月——《红楼梦》林黛玉形象的再分析

林黛玉的前世身份、现世遭遇及地位注定了她是一个典型的性格悲剧人物,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以“情”主生,不以俗事为务;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自我情结,具体表现为既自尊优越、又自卑焦虑。林黛玉虽然已初具近代的自我人格意识,但因与宝玉以共同叛逆仕途经济之道为基础的爱情梦想、人生定位无法实现,最终被种种无形的关系和氛围挤压而致毁灭。     

试论《九歌》与《天问》中矛盾的婚恋观

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针对其作品中关于男女恋爱的情节,后人多接受王逸之说,认为是诗人用以隐喻自我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关系。文章在对《九歌》和《天问》中涉及男女之情的细节阐释中,发掘出本来浅浮于文本表层却不被后人所注重的,屈原本人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思想观点,同时分析出文本中彰显的矛盾的婚恋观正是由于诗人受南北不同文化特质的影响所致。     

从“哀毁”到“匿丧”——论古代官员对丁忧态度的变化

丁忧制度自西汉草创以来,虽历经王朝更迭,但始终绵延不绝,它几乎是一项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制度。然而,作为这项制度的规范对象,古代官员们对丁忧的态度却以唐末宋初为分界点,发生了了明显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的影响所致。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吠陀经典中伐楼那神的天王地位与雅利安特征

在印度神话中,伐楼那是雅利安人游牧阶段主神,但他被吠陀诗人收入吠陀诗歌加以赞颂。从这些颂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伐楼那作为宇宙天王的地位、权威、统治政策和赢得的荣耀。到了吠陀时代后期,伐楼那的天王地位为因陀罗撼动并取代,标志着统治秩序的重建。天王易位,这里面包含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宗教及历史方面的因素。此外,从《吠陀》中对伐楼那神为数不多的颂诗中,我们可以窥见伐楼那神在生存环境、生存方式和创造活动方面所体现出的雅利安特征。     

关于《论语·八佾》中的社

《论语·八佾》中的“社”,部分古代注本和几乎所有的今人注本,都解释为“木制的牌位”。本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里的社,是指代表社神的活着的树木,而不是木制的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