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ethnos）在西方古代后期文献中的内涵探析——从十九大报告英文版“少数民族”及相关概念的官方翻译谈起

文章以介绍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对"少数民族"及相关中文概念的翻译做切入,通过考察分析希腊文"■θνο■"在西方古代后期犹太教、基督教等文献中的内涵及其流变,厘清古希伯来文"■θνο■"、拉丁文"gente"和"natio"以及希腊文"■θνο■"所表述的对象,并进一步讨论由希腊文"■θνο■"转化而来的现代英语"ethnic"和"ethnic group"等词汇的内涵。文章认为,现代英文"ethnic"与"ethnic group"等词汇的内涵深受西方古代后期文献如犹太教《旧约》、基督教《新约》之中的希腊文"■θνο■"的影响,它虽具有多种意涵并时有贬义性,但总体却是中性的。该词所表述的对象是可大可小的"族裔群体"或非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这也意味着与古希腊文"■θνο■"相关的现代英文"ethnic"、"ethnic group"及"ethnic minority"所表达的内涵同中文"56个民族"层次的"民族"内涵相一致。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将"少数民族"翻译为"ethnic minority"、"各民族"翻译为"different ethnic groups"等是正确地用英语表述了这些中文概念的内涵。     

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逻辑

族体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的群体性生存和发展,西方族体概念主要包括"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这些概念内涵的纷争演变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结构密切相关。当民族国家成为最基本政治形态后,族体概念着重体现为是否能够组建民族国家的身份资格问题;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民族国家体系受到冲击时,族体概念则突出表现为民族认同与整合路径的选择。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历程是根据本国历史文化特点而进行的理论创制,也是维护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理论选择。当前,我国也面临着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在选用族体概念时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要凸显本土意识和学术自觉,构建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理论话语体系。     

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评析

国家是政治学的基础理论议题，西方“国家回归”学派因行为主义的缺失而生成，推进了西方国家理论的学术进展。但是，这一学派关于国家的理论却忽视了国家的“文化”面向，由此诱发了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发育和发展。剖析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演进发展的学术动因和发展逻辑，对于推进国家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结构与实践可以作为重要分析进路用以阐述文化国家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谱系。而相较于先前的国家理论研究，文化国家理论呈现出“人”的意识的本位性、“文化”意涵的独特性、文化实践的效应性、“文化国家”建构的过程性和国家研究路径的诠释性等多重特性。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国家理论亦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予以深刻评析和省思。     

欧美公务员分类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演变

近现代公务员制度建立以后,尽管西方国家解决了选官中“恩赐制”和“政党分肥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把住了公务员“入口”这一关键的环节。但是,如何科学地对公务员进行分类管理,仍然是当时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实践,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两种具有典型类型特征的分类制度：即以英国为代表的“品位分类”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位分类”制度。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将“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结合起来的第三种分类模式。     

正确认识我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基本立场、观点,结合国际国内人权状况,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分析批判。     

政策企业家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双重批判——兼说“全过程民主”的逻辑意蕴

20世纪70年代政策企业家理论在美国诞生后，迅速普及并应用于西方世界。20世纪末，该理论被引入中国，随之开启了一场“中国化”历程。然而，政策企业家理论只是西方深化“资本干政”的新策略，并不具有普适性。实质上，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等屡遭民众质疑，利益集团总会另寻一个更安全隐蔽的“代言人”,因此所谓“政策企业家”这一新的政治参与主体，就是在总统、议员、党派等之外建构生成的“第三种人”。我国公共政策生成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差异明显，根本无法为这种人提供活动空间。盲目将其理论“中国化”,势必损害我国政策制定的公正性，损害有志之士参政意愿甚至危及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也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三个“全过程”——人民参与、民主集中和民本民生背道而驰。     

迈向“互构实践”：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经历了从“权威为本”向“证据为本”再向“互构实践”的转型过程,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从“割裂性”转变为“更深层次的融合”,逐步迈向“互构性”动态结构,这为解决我国社会工作在知识体系和理论建构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的历史脉络,总结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建构与实践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以及“互构实践”发展趋向;其次,解析了“互构实践”的三层意涵,探讨了“互构实践”的核心理念及其相互关系,发现“知识”与“实践”的“互构性”关系建构促成了更深一步的方法综合与行动反思;最后,结合国内研究与西方经验,总结了树立促进“知识”与“实践”之间深度融合的意识、拓展基于“主体性”与“社会性”的本土反思性知识结构、发挥“专业知识共同体”在长时段、持续性实践过程中的角色功能等启示,以期为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整合与理论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     

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协作学习研究

2000多年前,我国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思想,这是协作学习最早的实践之一。而作为一种现代的学习方法,协作学习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式进入教育领域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学习方法在美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得到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     

体育一词的由来与我国体育用语的状况

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增进健康,不断探求延长寿命的方法:人体自身的运动。人体运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用以表述的词语,也就千差万别了。如古希腊的“体操”、“竞技”、“赛会”;中国的“养生”、“养形”、“导引”、“刀武”之类的词语。东、西方由于地理、历史、国情的不同,在人体运动的方式与表述上均有明显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之点,即都没有“体育”这一词语,这一词语最早是以身体的教育出现于1762年卢梭的《爱弥尔》一书中。以后又有德国、丹麦、瑞典的号称体育之父的先躯者,     

俄罗斯“近外国”国家利益空间与独联体的关系维持

长期以来，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近临国家”，是自己的“利益空间”。在经历了“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等外交战略后，俄罗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幻想不断破灭，俄罗斯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确保独联体这一“近外国”的国家利益空间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俄罗斯确保自身安全的有利屏障，也是其重振大国地位逐鹿国际舞台的重要资本之一。所以，在苏联解体后，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如何维持与独联体国家的良好关系在俄罗斯今后的对外政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东乡族族源“撒尔塔”说商榷——兼论东乡族的形成

文章回顾了近年来东乡族族源研究状况，对各种观点进行述评，重点分析、探讨了近年较为盛行的撒尔塔人为主说，从三方面指出此说立论不足；同时从东乡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东乡族早期的形成过程和临夏部分回族是一致的，她们是同源异流群体。     

我国古史籍中“别种”“别部”考辨

通过对我国古史籍中有关“别种”史料的研究,认为“别种”是我国古代史家在著史时为了划分民族之间、部落之间或部落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表示国外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或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所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认为“别种”与“别部”在我国古史籍中所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并对史家在记载中出现“别种”的原因,以及“别种”这种记载法对我国后世史家在少数民族的记载和划分方面的影响做了探讨。     

保安花儿略论

保安族是甘青特有民族之一，有着特殊的民族历史进程。保安族花儿因保安令及其独特声调使之在河州型花儿中个性突出；保安族花儿的习成及特色与该族群的地理演变和历史进程有密切关系；同时，保安族花儿艺术的习成又影响了保安族语言。     

一种自称 三个民族——对黄泥河右岸布依族群民族识别的再调查

在珠江源头的黄泥河右岸,世代生活着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他们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民族识别中却分别被识别为水族、布依族和壮族。究其原因,这与民族识别标准、民族识别方式以及对族群自称和族群认同缺乏科学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看,族群自称是族群认同的外在标志,而族群认同则是族群自称的内在依据,因此,族群认同可以替代"共同心理素质"并成为民族识别的一项重要标准。     

族群问题三议--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

在民族史研究中,族群概念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民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支系"不应是族群的对应范畴.族群迁徙在古代民族中是经常发生的,祖源记忆则构成族群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族群认同"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其共同特性"是由它本身显露的,或者是被认出来的",都是值得注意的观点.就研究族群问题而言,藏彝走廊民族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都市生存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对一个苗族流动群体的个案研究

民族文化资本化就其实质来说是全球化过程中各地域族群谋求发展的一种现代参与和文化策略,其方式主要有在地式、飞地式和流动式3种。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一个基本策略是将民族特色作为一种边界符号,通过彰显民族身份来获得民族符号的资本转化。与此相应地,在市场的肯定效应下,得到强化的就不仅是民族的自我认同,而更是对与民族优惠政策相关的“少数民族”整体的认同。     

“栽岩”的神圣性与社区“资源边界”的稳定——来自黄岗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侗族对特定生计资源的规序化配置,主要就是通过社区的"栽岩立法"对"资源边界"的划定取得各方的认可。这是侗族社区社会运作的文化策略。其实质在于,运用文化的方式,将社区生计资源的丰沛与匮乏,在制衡格局中得到有序的配置,集中体现了侗族的生存智慧。     

回族“乜贴”的人类学解读

“乜贴”是回族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其扎根于回族当中，世代相传，在回族内部有始无终、周而复始地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回族社区的贫困问题，加强了回族共同文化心理，体现了回族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

“花儿”歌谣与回回民族及其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回回多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实事，是“花儿”产生的人口因素。元明两朝，大量的回回人迁移到太西北屯田、戍边的情况，可谓“花儿”诞生的人文背景。屯田的苦难生活正是“花儿”歌谣产生的原动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民族政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也指明了党在新时期的工作重点和方向。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