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广告中商标隐性使用行为的性质及法律规制

对于关键词广告中商标隐性使用行为的性质界定，理论界尚有分歧。商标隐性使用行为所导致的售前混淆并非我国商标侵权构成要件，因而商标隐性使用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事实上，商标隐性使用行为应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商标隐性使用行为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商标隐性使用行为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和第12条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该行为导致的后果分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进行规制最为合适。     

环境法法典化视野下的环境犯罪法益识别

环境法的法典化具有必要性。受制于现有的立法结构,环境法的法典化形式不具有完整性,特别是在环境犯罪的规制层面。如果在环境法典中设置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一般性规定,就不应当脱离于环境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在具体识别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时,不应把超越实定法的应然法益类型或体系作为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而应当根据实定法的规范目的确定保护法益。具体而言,立法者通过刑事立法在环境犯罪的规制中设置了何种保护法益,就只能描述和析取出这种法益,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环境犯罪的一般性保护法益。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问题研究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之前,我国《刑法》以14周岁作为划分性侵女性犯罪的对象年龄标准,因而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缺乏分级机制。《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本罪,是对我国性侵犯罪法益保护的极大优化。就本罪保护法益的解释而言,仍然应当坚持14周岁的性同意年龄标准。本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而非其身心健康。本罪保护法益的核心问题在于女性性同意真实性的欠缺。在女性基于真实的自愿而与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发生性关系的场合,照护职责实际上并未产生影响,因不存在法益侵害,所以,应当否定本罪的成立。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模式再研究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模式的质疑以及关于建立统一《商业秘密保护法》的建议,本文在观察、对比了目前国际上存在的两种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模式的基础上,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现行的商业秘密立法模式进行多维度分析,揭示我国现行立法模式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指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不宜改变为以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为中心的保护体系;同时也说明现行调整商业秘密的具体法律规范确实存在内容粗糙、不够全面、缺少协调性等缺陷,有必要对现行部门法中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加以适当调整,并在整体上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     

论商业贿赂罪的立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上存在不少歧见。在立法模式上,在完备现有形式刑法前提下,有必要兼采实质刑法的模式;在构成要件上,应以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作为保护法益、适当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保留“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在刑罚设置上,罚金刑的数额应当参照非法获利数额确定,并增设资格刑种。     

网络洗稿行为的法律性质与规制路径探究

网络洗稿行为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高级抄袭”为手段、以“恶性竞争”为结果。在著作权法上,网络洗稿行为应构成对作品的改编而非复制,并且还构成汇编行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网络洗稿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规制路径上,除适用有关的著作权民事救济外,还应当采取行政规制手段,具体而言,《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行政规制手段存在局限性,有关机关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网络洗稿行为施以适当的行政规制。     

转型与完善:《民法典》颁布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法解释重构

《民法典》颁布后,其中绿色原则和土地经营权的相关内容对《刑法》中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保护法益内涵和犯罪构成要件解释产生影响,加大了制裁力度并扩张了制裁范围,有助于改善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乏力问题.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保护法益基础上,依据《民法典》绿色原则增加生态法益,结合土地管理秩序法益形成双重保护法益内涵,并构建行之有效的生态法益可测量标准.在犯罪构成解释上,参照土地经营权规定,要求犯罪主体拥有土地经营权,并在犯罪行为类型上增强对土地经营权的保护,排除转包和未备案行为,实行更加多元的罪量因素认定标准,区分解读"数量较大"和"大量毁坏".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立法检视与教义适用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设立有利于克服前置法的疲软,是刑法结构现代化变革的必然趋势。鉴于教义研究的匮乏及司法解释的缺位,有必要深度解构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法益和构成要件,以实现对不法行为和罪责的精准评价。在法益方面,合法正当的讨债秩序是直接法益,债务人的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利益是间接法益。在构成要件方面,对于非法债务和行为方式的解读应当重视发挥刑法法益的解释论机能;情节严重是表明违法性程度的要素,是否达到罪量要求应结合客观的违法性要素进行判定。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

关于商业秘密的名称，目前世界各国尚不统一，而且其定义在国际上也无定论。在我国第一次明确商业秘密定义的法律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于商业秘密在构成要件、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认定、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等方面都有其特殊的要求。因此，我国制定《商业秘密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论《粮食法》的社会法定位——兼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

粮食法保护的法益是粮食安全,这与社会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高度契合。从立法本位、规制对象、调整方式、法律责任来看,《粮食法(征求意见稿)》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社会法的立法定位。粮食法的制定应当坚持社会本位,确立粮食行业组织的法律地位,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架构。     

论数字货币的私法性质——以日本Bitcoin.Cafe数字货币交易所破产案为中心

数字货币，是一种具有财产性价值属性的电磁记录型数据。数字货币在其依存的区块链体系中所彰显的与不特定者之间的支付对价性、与法定货币之间的互换性、使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进行转移的在线转移性等特点，得以从数据说的角度，将其作为一种数据性财产权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其私法性质进行讨论。有鉴于我国民法总则已将数据纳入保护客体的范畴，数字货币作为数据之一种，理应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客体，在得到法律理论支撑的基础上获得保护。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我国地理标志专门立法保护探讨

地理标志作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国际贸易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很不协调的是,我国目前对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存在很多问题。通过比较国际地理标志的不同保护模式及其选择依据,分析了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利益、法律属性、法律成本及执法环境方面,分析我国专门立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制定地理标志专门保护法的建议。     

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内地和澳门为比较

刑法将严重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予以犯罪化,表明了个人信息包含的人身特性、经济价值和社会属性的重要性。中国内地通过两部刑法修正案确立和优化了个人信息犯罪立法,澳门因深受葡萄牙立法影响而具有独特法律品格。《澳门个人资料保护法》作为澳门规制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要依据,为澳门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专门性和体系性的法律保护。通过比较研究,内地可在立法模式、规制方式和追诉机制方面借鉴澳门的有益立法经验。     

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为应对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强化食品安全的法律保护,我国正在起草《食品安全法》。与现行的《食品卫生法》相比,《食品安全法（草案）》的规定有明显的改进,但从构建严密的法律保护网,特别是和刑法有关规定相衔接、有效保护食品安全的角度看,草案的规定仍须斟酌完善。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我国人格法益保护模式之选择与完善——基于比较法模式评析视角

比较法上的人格法益保护模式主要包括侵权法不区分式、侵权法区分式、一般人格权、“人格”与人格权概括保护、框架权性质的具体人格权等五种模式。上述模式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皆有体现。侵权法不区分式缺乏对人格法益侵害的违法性要件认定;一般人格权存在逻辑与结构上的问题;框架权性质的具体人格权不符合我国法制实情。我国应当采用侵权法区分式加人格权概括保护的模式;次优是对《侵权责任法》第6条过错责任进行解释,将其分为主观的过错与客观的违法性两方面。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当从明确人格法益概念、补强侵害要件、控制援引内容等方面,持续完善我国的人格法益保护。     

问题与对策:从食品安全到《食品安全法》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诸多问题,就法律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缺少食品安全基本法,现有处罚力度不够,监管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完善等.为有效应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需要构建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加大处罚力度,重视处罚实效,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并完善食品安全相关体系与制度建设.     

产业结构调节法基本原则探略

我国国民经济中业已存在的突出的产业结构矛盾，WTO带给国内产业的冲击和我治化程度相对不足，决定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调节法任务的艰巨性，紧迫性，要保证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就必须有科学，统一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完善以市场导向，依法调节，合理调节，效率调节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产业结构调节法体系，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