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柏林犹太妇女沙龙及其困境

柏林犹太妇女沙龙最早出现于1780年,它们在等级森严的普鲁士王国为犹太妇女提供了追求解放、提高地位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并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德国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柏林犹太妇女沙龙为研究视角,可以透视犹太启蒙运动视域下德国犹太人所面临的异族通婚、改宗等问题,探讨德国犹太人在自我解放与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同化之间的困惑与抉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女性与妇女解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限制妇女职业权的传统法律被打破，中国职业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以及妇女自身的因素，使其时职业女性的状况发生变化的范围极其狭窄。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女性的发展与“妇女解放”只是大都市以及少数发达开明地方少数女子的“特权”，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仍然生活在远离“解放”的处境之中。即使接受教育并走上职业岗位、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在事实上特别是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马克思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批判逻辑——以《论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马克思与鲍威尔提出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截然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鲍威尔认为实现政治解放就实现了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的完全的解放,政治解放虽然使国家摆脱了宗教控制,但它无法解决人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异化问题。所以,马克思批判政治解放和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并进一步批判市民社会,指出解答犹太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无产阶级消除市民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精神。《论犹太人问题》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理论价值。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是-场知识精英与上层官僚的运动,这场运动解放的不是人民大众的思想,而是专制统治者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是专制统治者,而不是人民大众,成为了普鲁士启蒙运动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在法国,是"启了蒙的”人民大众面对着"未真正启蒙的”专制统治者,要将这个社会推向前进,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便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而在普鲁士,是"启了蒙的”专制君主面对着"未真正启蒙的”人民大众,要将这个社会推向前进,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便同样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普鲁士启蒙运动与当时的国家政治稳定以及1806年"自上而下的”大改革发展道路之间的联系.     

犹太人社团对联邦德国的民间索赔--以"要求赔偿联合会"为中心

为了代表犹太人受害者和犹太人组织与联邦德国进行赔偿谈判,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联合建立了"要求赔偿联合会".在瓦森纳尔谈判中,"要求赔偿联合会"通过与以色列协调谈判立场,成功地与联邦德国签署了<卢森堡条约>第一议定书和第二议定书,既为世界犹太人组织从联邦德国获得战争赔偿提供了法律保证,也为日后犹太人受害者向联邦德国寻求个人赔偿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     

开封犹太人被同化过程中的掌教问题

作为开封犹太社团的重要成员和犹太教传承的首要参与者,掌教是探究开封犹太人同化进程的重要线索。由于社会和历史等诸多原因,开封犹太社团中熟悉犹太教经典教义和希伯来语的人越来越少,犹太教的传承逐渐集中于掌教等少部分人之中。掌教对犹太教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开封犹太人被同化的进程。但是掌教作为开封犹太社团的一部分,随着社团被同化程度的加深,掌教自身对犹太教也越来越陌生。这极不利于犹太教信仰在开封犹太人中的传承。最后一任掌教离世后,开封犹太人的犹太教信仰便彻底瓦解,开封犹太社团也迅速融入到中国社会之中。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政治哲学意蕴

关于19世纪上半期犹太人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著名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对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主要是宗教对立的的观点做了批判，并在论证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解放思想，超越了政治解放，为全人类的解放提出了理论构想。     

中国古代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

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与态度。宋朝时期,犹太人以朝贡的方式与宋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宋政府同意其"留遗汴梁",从而开创了两个民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元朝时期,犹太人属于色目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其某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元政府在尊重其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对犹太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干预和调整;明清时期是开封犹太人的变革时期,开封犹太人采用"适应性"策略融入主流社会,并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认可,他们逐渐被中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     

从索尔·贝娄作品看其伦理观

贝娄作品的伦理观有如下特点:他对伦理的认识是内在与超越的合一。一方面具体化为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过程。推动其伦理观不断变化的动力是犹太人在"异域"文化中所遭遇的"生存实践"困境,即同化和反同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他的视野没有局限于犹太人及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问题。他在思考该问题时立足"个体-集团-类存在"这一大视野,提出了化解人类矛盾的途径:消弭隔阂、增加信任,进而建立兄弟情谊。为此,他的作品才具有世界性影响。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思克、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研究战争的成果,总结了他们所处时代,包括他们本身经历的战争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理论。恩格斯早在1852年就预言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谈到未来的军事理论时,曾经指出:“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杂质的纯金属铸块。”     

批判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批判——《论犹太人问题》中解放逻辑延展的真实视域

<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适逢现代性的兴盛时期.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比较系统地对"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这其中,宗教的神学解放和政治解放是在批判的现代性视域中进行的,而宗教的世俗解放和人类解放则是在现代性的批判视域中展开的.     

俄国犹太人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俄国犹太人来自哈扎尔犹太人和西方犹太人。俄国犹太人问题在中世纪并不明显，政府的对犹政策相对于西欧来说颇为宽容，俄国犹太人属于自由民且享有信仰自由；到沙皇统治时期，犹太人问题变得突出起来，犹太人的境遇也发生巨变，沙皇政府采取排犹、反犹政策，从最初的排斥、驱逐、划定栅栏区，到最后演变成屠杀犹太人。沙皇政府对犹政策的转变有其深刻的原因。     

马克思哲学新的起程——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思想转变

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后,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讨论犹太人问题过程中,逐步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全人类解放的问题。此后,马克思由宗教批判转变到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政治的批判,逐渐形成了实践的观点,认为犹太人的解放只有在人的解放后才能彻底实现,只有革命才是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实践途径。哲学批判的现实性、实践性和实践道路的普适性转变标示着马克思哲学新的起程。     

Surviving the Holocaust: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Among Amsterdam Jews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victimisation rate among Amsterdam Jews and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urviving the Holocaust. After linking a registration list of over 77,000 Jewish inhabitants in 1941 to post-war lists of Jewish victims and survivors, the victimisation rate lies between 74.3 and 75.3 %. Differences in survival chances and risk of being killed are examined by using multivariable logistic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es. While male Jews had a reduced risk of death, in the end their survival chances hardly differed from females. Though Jews aged 6–14 and 31–50 initially had a lower risk of death, in the end compared with Jews aged 15–30 they had lower survival chances, just as Jews aged 50+. For Jews aged 0–5, it was the other way around. Immigrants showe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native Jews. German Jews showe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Dutch Jews, but Polish and other Jewish nationals showed highest survival chances. Jews who had abandoned Judaism ha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Jews belonging to an Israelite congregation. Divorced, widowed and unmarried adult Jews ha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married Jews and their children; Jews married to non-Jews, however, had one of the highest survival chances. Jews in the two highest social classes had better survival chances than jobless Jew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urvival was not random but related to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is sheds light on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Nazi persecution reduced the Amsterdam Jewish community drastically, and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survival impacted the post-war Jewish population structure.     

论抗战时期边区妇女解放的创新意义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抗战边区获得重大突破。边区妇女普遍地觉醒,要求解放,要求进步,为妇女走上彻底的解放准备了心理前提;边区先进的妇女解放理论在民主的基础上指导妇女运动的实践,为妇女解放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预示妇女彻底解放的可行性;边区妇女在抗战中争取到的权利是具体的、真实的,不但有具体的法律保障,也有具体的实践保障,体现真正的人本关怀。     

试谈王明的妇女解放思想

王明的妇女解放思想基本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政治地位以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王明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较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理论,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丰富了我党的妇女工作理论。     

近代日本社会与创造社知识群体爱情婚姻观的形成

创造社知识群体在向国人宣扬新的爱情婚姻观念、鼓吹妇女解放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他们对男女性爱的大胆正视和热情肯定,表现出了对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极端蔑视。他们个性鲜明的爱情婚姻观念的形成,究其根底,与他们留学时期的日本近代社会息息相关。以民主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开放自由的日本大正时期都市人文环境对他们社会观、文艺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缅甸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现（1886-1941）

自1886年缅甸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和持续发展。其中,缅甸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当中的精英群体,他们传播社会文化价值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创新。知识分子在缅甸近代化过程中的公共形象具有自身特质,在1886—1941年期间,他们利用协会组织、出版物等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们在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历经波折,在思想上不断探寻新的方向,从而导致群体内部出现不同的政治见解。     

英国在委任统治时期对锡安主义运动的政策转变

锡安主义运动是犹太人于19世纪掀起的一场建立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的自救运动。这场运动在国际上得到英国的明确支持后取得长足进展,为后来犹太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锡安运动的发展交织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两者的碰撞与摩擦无时不有,直至演变成无休止的暴力冲突,这迫使作为“受委任国”的英国不得不一次次调整其对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