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政治的合法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基于正当理由对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的认同和忠诚。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建国初期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权政治的基础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就成为了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但是,重经济增长轻其它发展,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导致政治合法性不断减弱。在新形势下,应加强民生政治建设,在民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我国政治合法性,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增长与威权主义国家精英政治的合法性

威权主义国家统治者即精英政治集团需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依据。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如果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或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就只能依靠经济的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来维持。为了维持政权的存在,威权主义国家的精英政治集团需要而且可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成熟,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合法性会出现不足,这就需要政治精英将国家的合法性稳步地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分析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是政权体系存在的基础。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和执政绩效、政治民主化程度、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等,对于政治权力体系的构建与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内含着政治合法性因素,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治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     

预算改革、社会分配及政治合法性

建国以来我国政治合法性经历了若干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上.近年来社会分配问题日益严重,且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因此应当通过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来增强政治合法性.预算改革是解决公共领域分配问题的主要方法.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面临着向其管制范围内的公众证明其执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压力，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转轨时期，这一点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应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某种程度的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经济增长与合法性的"政绩困局"--兼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必须有一定的政绩支持,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但如果把政绩或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则有可能产生所谓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的现象,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并没有成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因而也就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绩困局".但是,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合法性就稳固了的思想却随处可见,我们对此应该保持警惕.为了避免合法性的"政绩困局",我们采取的战略是,继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努力强化多元化的合法性基础.     

从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关系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倍受现代社会的关注.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应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从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地位,保持政治制度合法性,防止和克服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维护政治稳定.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

根据文化人类学中拟剧理论和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某些视角,帝制中国所有与君权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行为、政策、言论、神话、仪式、名号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叙事与表演,透过这种民族集体的或文化整体的连续表演和叙事,就可以发见绵亘于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君权合法性信仰系统。其中,基于君德的合法性信仰为其核心,而基于君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信仰、基于君主显赫功绩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基于君主正当名分的合法性信仰则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在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和政治体系及常规性社会组织一样,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有个合法性问题。不过,由于受其组织性质的制约,其合法性的实质是在形式上满足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要求,获得不良群体或弱势群体及其成员、以及少数对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缺乏认同感的官员的认可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合法性有三个基础:符合部分社会成员的某些利益需求;在形式主义和地方主义价值取向下,表现出与某些社会主要价值观的一致性;暴力恐吓。这三个基础实际上反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社会的关系。     

论哈耶克的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努力

政治合洪胜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要认可并服从一定的政治系统。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要追求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二者如果保持适度的张力,是维持和稳定一定政治系统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而哈耶克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希望在合法性理论日益成为当今我国政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之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难以制度化的公意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论卢梭政治哲学中的“公意”概念

从概述公意是现代国家得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石出发，阐明现代国家的构成：政体、宪政和社会等方面的特征，并由公意的阙失指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解释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卢梭型塑了一个与现代国家完全背离的公意理想国：以直接民主制对抗代议制民主；以在现代条件下重塑的积极自由反抗消极自由，从总体上拒斥了现代宪政主义的大部分元素；以公意克服众意来追求道德同一，否认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卢梭无法在程序和架构上解决公意的制度化问题，由此导致了公意理想国只能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述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自由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洛克的"同意"原则、卢梭的"公意"学说,到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现了深深的规范性传统。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