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从孟姜女研究看顾颉刚的学术品格

学术品格是由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包括研究方法和精神)组成的。本文意图通过对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的分析,来探讨他的学术品格:对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积极创新、认真求实和坚持不懈的学术精神。希望对当代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者有所启发。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

在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时,论者常常过分关注《新青年》对西方传统的引进,而忽略以中国民俗学探索为基本思路的《歌谣周刊》。以周作人与顾颉刚为首,《歌谣周刊》吸收了赫尔德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影响,从民族传统入手,既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也开辟了西方影响以外的本土新文学资源。经由《歌谣周刊》的探索,周作人与顾颉刚从启蒙与寻根角度分别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理论,而这两种文化向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     

历史和故事的距离——以“层累说”为例

叙事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即叙事内容与叙事目的。这两方面的互动对理解叙事的运作非常关键。本文以"层累说"为讨论中心,从历史和故事的差异出发考察历史的真实性。对故事可靠性的判断依赖于对可能性的判断;反之,后者又依赖于故事世界的一些外在因素,而不能仅从故事内部因果关系的角度去解释。圆融的历史解释需要外在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视角。文章同时认为,顾颉刚在1933年前后阐释"层累说"时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     

孟姜女形象及故事主干情节的社会文化成因——刘向《列女传》齐杞梁妻故事内涵新探

孟姜女形象特征及故事主干情节直接来源于刘向<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齐杞梁妻>.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考证对比<左传>、<礼记>、<孟子>、<韩诗外传>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杞梁妻"哭城"与"自尽"的实质并非是守礼、贞烈.其贞义形象体现父权文化的女性价值取向与男性对女人的伦理期望,被当作教化女性的楷模,用以宣扬社会伦理."列女"被视作"烈女",悲愤、绝望被贞义的表象掩藏,演变成后世文学的孟姜女故事.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古史辨派“科学”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顾颉刚、胡适为中心

20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辩派通过塑造一种区别于传统主流学术的科学范式，迅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新派别。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与胡迄在占位竞争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各自对于“科学”的不同阐释，呈现出古史辩派对于中学与西学的不同选择及其复杂的思想面貌。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古书辨伪工作是顾颉刚先生毕生致力的事业,他的最终目的则是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他并且认识到重建上古史的根本出路在于考古学,只是未及从事相关工作。而时至今日,已出土了大量五帝传说时代的考古资料,通过考古学来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也已有实质性的开展了。     

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启示

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0年代创办的《禹贡》半月刊（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中国第一份以“历史地理”一词命名的学术期刊。《禹贡》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也给当下学术期刊主编诸多的有益启示：一是研编并举,互为促进;二是长袖善舞,广结人脉;三是扶植新人,造就新人;四是无间新旧,兼容并包;五是引领学术,创建学派;六是经世致用,学术救国。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