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来自哪里——教师身份谱系探析

伴随早期教育活动的展开,教师(包括执行教育教化功能的其他社会成员)职业便出现在历史之中。从最早在初民社会中掌握知识的巫师阶层,到"三代"里具有显贵身份的"巫君"与"官师",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自由身份的教师群体的产生,教师群体逐渐告别神权与王权,开始走向独立与自主。历史上,教师身份的转变不仅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繁荣与进步,更提升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品质与层次。     

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读《尚书·尧典》

《尚书·尧典》所反映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产生的时代,处于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阶段。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这一时期的中华早期文明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典型的东方特点。首先是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这种天人同构反映了尧舜时代宇宙秩序化以及天与人的关联化的文化特点,开创了极富中华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其次是“王者、智者、巫者”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反映了唐尧王国的历史文化面貌,突出了以王权(神权的代表者)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并借此强化了王权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再次是禅让制。唐尧虞舜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主体,“协和万邦”整合部落集团,进而构成国家政体。这种国家政体由于形成过程中的“早熟性”,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某些文化传统,尧舜禹的“禅让”即是部落酋长新旧更替的习惯法在尧舜禹王国的文化遗留。可以说,与古希腊智者学派所揭示的西方古代文明相比较,《尚书·尧典》所揭示的中国早期文明内涵更具东方特点。     

文化人类学新视角之作——《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简介

《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是我院张碧波研究员的又一新作。全书共六章二十节。第一章考察了上吉伏羲女娲、颛顼、唐尧三个时期文化的产生以及文明特征等问题。伏羲女娲灵蛇崇拜显示了古老宇宙观的庞大结构，中华吉史从野蛮混沌向文明过渡的历史进程，以及神权与王权、天文与人文统一结合的中华文明早熟性特征。从对大汶口、红山文化的考古学与文献学考察，确定了颟顼王国的历史存在，确定了宗教文化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重新审视《尚书·尧典》，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王者、智者、巫者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王权禅让…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Implications of Large Burial Sites of Songze Culture

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古国”^1阶段。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率先开始社会重大转型的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也不是以古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而是崧泽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该遗址的发现还表明,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古国”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神权至上,有的是王权至上,从而导致其发展方向和发展前途的不同。     

"禹步"考论

禹步系春秋战国巫觋依据大禹传说而创造,是模拟禹偏枯“步不相过”的一种巫步,包含着禹铸鼎象物禁御百物的巫术意义。后来纳入道教法术系统,成为道教重要法术。其步法由“禹步三”到“三步九迹”、“步罡踏斗”,经历了许多变化,呈现出规范化和复杂化的倾向。禹步功能主要有消灾去病、驱除鬼魅、禁御毒蛇猛兽、致雨等。实际上,禹步不具备独立效力,只是巫术和法术操作程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分化

(一)启蒙运动时期英法政治哲学的产生可以把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理解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也可以把启蒙运动本身理解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因为,启蒙运动所面对的两个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对象,一个是神权,一个是王权,它们分别构成了对人的思想禁锢和政治束缚。因此,近代欧洲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神学—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恰恰是启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启蒙运动呼唤的理性精神推进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在怀疑、批判神学政治的同时探索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在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自然权利”问题可以说是…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英文)

文学世家历史还原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以政治文化制度变革为核心动力,通过家族史与文学史演变的双重梳理,可以对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历史还原,即前中后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相互衔接与有序推进：两汉至南北朝“经学一文学世家”与“门阀一文学世家”双重形态的衔接与演进;隋唐时期“门阀一文学世家”与“科宦一文学世家”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两宋至明清“科宦一文学世家”主流形态的承变与演进。在上述主体形态之外,尚有其他类型文学世家的多元存在。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需要通过特定个体、时代、区域以及通代文学世家史四个层级的链接而融合为有机整体。     

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再认识

本文联系中国社会的性质来探讨民族文化的传统。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渐进发展中的贵族宗法式的农业社会,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强固结合,贵族官僚的独占统治,宗法制度、宗法关系下王权、族权、神权、文权的紧密结合和改良维新式的发展道路,构成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那就是:以身心内外谐调为自由的人生价值观,人伦本位的文化结构体制,“和为贵”的思想模式,三位一体,渗透于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文章还对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加以探索,从史官文化复盖了巫官文化,百家争鸣而归于儒家一尊以至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最终形成中,进一步论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并就其在现时代的发展前景作了预测,阐明了我们今天对待文化传统的应有态度。     

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理性批判”刍议

在科技加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与技术的再次深度合谋产生“技术封建主义”,代表了技术文明的现实悖反与资本逻辑的时代面相。一方面,发达的科技推动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繁荣,是人类自由与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资本主导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逻辑,使人再度回到抽象的“群体依赖”。技术封建主义本质上是以产权、接口、标准等原则“割据”地重述占有与征用的封建逻辑,是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今天的科技虽然推动了人本质力量的提升、交往能力的扩展和独立自主的获得,但是技术封建主义却现实地表现为政治退步的“寄生经济”,并使资本家假借科技之名坐享其成,成为“懒惰的食利者”。对西方左翼学者“技术封建理性批判”的政治批判研究表明,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揭示“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现实,深刻批判资本对科技支配的政治逻辑本质,才有可能真正使发达的科技服务于人,推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官僚形象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们生动地勾画出英国特定时期的政治风云和历史面貌,而且在于它们当中活跃着一系列形态各异的封建官僚形象,而这些官僚形象恰恰是作家传达其人文主义政治理想不可或缺的艺术媒介和载体.因其身份地位、政治品格和才能等方面的不同,这些官僚形象主要可体现为四大类型:一、私欲膨胀、颠覆王权的罪臣.二、谋求私利、威胁王权的乱臣.三、秉持正义、重建王权的能臣.四、爱国忠君、维护王权的忠臣.其中,既能忠君护主又能辅国安民、才德兼备的封建官僚,最为作家所激赏.这是莎士比亚通过历史思考得出的结论,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具有爱国思想的人文主义者共同的政治期待.     

从神权天皇制到象征天皇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宪法之下的天皇制虽然已经从战前的神权天皇制转换为现在的象征天皇制,但象征天皇制之下的天皇所具有的"神格"与"人格"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日本宪政的解释中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依然对现今的日本政治与社会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天皇制对日本社会而言是一种仪式性、宗教性要素,由此不断地酝酿、强化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性的国民意识.     

关于传统民本思想双重价值的思考

我国传统文化是个假玉仅在的伟大矿藏。如何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以推进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这个历经了偏颇和浮躁的民族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必然选择。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于民本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各见仁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固有的价值。一、民本思想的产生及发展从上古到近代，我国关于“民”的探索从未间断，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料，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富集，在世界思想史中也是仅见的。在此我们回溯一下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上古至三代时期，是民本思想产生发…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法律与神权——浅析夏商周时期的神权法思想

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神权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君权神授;二是法由天定;三是法由神判;最后还包括天罚的内容.无论从法律的基础、来源、审判还是惩罚等角度来说,夏商周时期的法律无不包含着浓厚的神权因素.与西方的教会法相比,夏商周时期的神权法因其与祖先崇拜和王权的紧密联系而独树一帜,并最终经由天人合一而完成了从神法到人法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法律思想体系.     

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个体·阶级·艺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文明观

“文明”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关键词。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不仅对英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提出了独树一帜、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文明观。以“个人感情”和“审美享受”为终极伦理目的,经过集团成员的多重阐释和反复补充修正,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对文明性质的界定,一方面包含理性、自由、个体、心灵、品位、才智、真理、友情、创造力、自由教育等精英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关注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国家、经济等多种政治和社会议题。同时,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相信艺术对于实现文明的进步和繁荣具有极大重要性,相信对大众的艺术普及教育与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支持和赞助是塑造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     

社会的生产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手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并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关于英国封建政治的特质与议会传统

历史选择英国作为议会制度的母体 ,完全是因为英国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议会不是抽象理论和精心设计的结果 ,而是直觉的结果 ,是无图纸建筑。英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政治的特质主要在于 :王权与贵族力量的平衡、中庸主义的政治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至上、王在法下”宪法原则的形成 ;议会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和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三个文明”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

"三个文明"建设与宏大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尤其是与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现实需要以及领导人的思想状况等原因,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朝着"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方向继续努力.     

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礼记》宾客礼仪伦理思想探析

礼仪道德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走向文明的标志。《礼记》中的宾客礼仪所体现的道德意义,大体可分为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三部分为内容。在《礼记》的宾客礼仪思想中,对“敬”、“让”思想的阐释,含有个体道德修养的伦理意蕴,其中以乡饮酒礼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式。作为政治伦理,宾客礼仪的内容是通过燕礼、聘礼等诸礼仪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宾客礼仪建立在周代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之上,其中具有生命力的内核仍镌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